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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杜韩柳苏黄琳琅满目的并称,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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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众多的文化名人中,多有并称现象,如先秦哲学家老聃和周庄,就被合称为“老庄”,其学说也被称为“老庄思想”。孔子与孟子都是儒家思想的代表,就被合称为“孔孟”,其学说就被称为“孔孟之道”。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开中国纪传体史学之先,就被后人并称为“班马”。至于文学领域中,作家并称的现象就更多了。如汉魏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西晋的“二陆”(陆机、陆云)、晋末宋初的“陶谢”(陶渊明、谢灵运)、初唐的“王杨卢骆”(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盛唐的“李杜”(李白、杜甫)、中唐的“韩柳”(韩愈、柳宗元)、宋代的“苏黄”(苏轼、黄庭坚)、明代的“钟谭”(钟惺、谭元春)、清代的“二冯”(冯舒、冯班)……掐指算来,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文学并称。如果把“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大历十才子”、“永嘉四灵”、“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桐城派”、“常州词派”等也算进去,那更是五光十色,琳琅满目,俨然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可以视为中国传统文学的一大特色。

毫无疑问,这些并称的产生和形成,都有一些缘由,也有各自的出处,绝非无中生有。或因兄弟关系,如“二陆”、“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或因诗风相近,如“王孟”(王维、孟浩然),或因题材相近,如高适、岑参都因写边塞诗闻名而并称“高岑”,或因词风相近,如苏轼、辛弃疾多写豪放词而并称为“苏辛”,或因共倡古文而得名,如韩愈、柳宗元皆因古文而被并称为“韩柳”,或以诗文主张相近而得名,如元稹、白居易因倡新乐府而被并称为“元白”,也有在诗体发展上共有贡献,如沈佺期、宋之问因在律诗上的成就而被并称为“沈宋”,张籍、王建皆擅乐府而被并称“张王”。也有诗风不同但成就卓越而获并称,如李白与杜甫,也有同出师门而获并称,如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俱游苏轼,天下称为四学士”,即“苏门四学士”。诸如此类,不一而同。

也有一人而获数种并称的情况,如王维除与孟浩然并称“王孟”,又与李颀因七律成就而并称“王李”,钱起与刘长卿并称“钱刘”,又与郎士元并称“钱郎”,韩愈除与柳宗元并称,又与孟郊并称“韩孟”,刘禹锡除与柳宗元并称“刘柳”,又与白居易并称“刘白”。其中以苏轼的并称为多,除与辛弃疾因豪放词而有并称,又与家人并称“三苏”,与黄庭坚因诗而并称“苏黄”,与欧阳修因古文而并称“欧苏”,还因书法而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苏黄米蔡”,成为赫赫有名的“宋四家”哩!所以,中国古代作家并称最多者,非苏轼莫属。其次则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谢灵运等。

依照今人的观念来理解并称,或以今人的方法加以排列,居前者总是比较重要,或是成就更高一些的,但古人不然,也并非如此考虑。撇开哲学不论,单就文学领域内的作家并称现象来看,其前后次序的排列,主要是根据平仄声调来定的,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平、上、去、入。凡姓氏属平声字,必在前;姓氏属仄声字,必在后。如“陶谢”、“王孟”、“韩柳”、“刘柳”、“元白”、“刘白”等无不如此。温庭筠的诗歌成就不如李商隐,但“温”是平声字,“李”是仄声字,世人并称“温李”,还是温在先。尽管王夫之说:“温、李并称,自古皮相语。飞卿,一钟馗傅粉耳;义山风骨,千不得一。”纪晓岚也说:“李义山诗,运意深曲,感事托讽,佳处往往逼杜,非飞卿所可比肩。”但后人仍是“温李”并称,从来没有人倒过来称。

即使同为仄声字,也是上声居前,入声居后,如李白与杜甫并称“李杜”,“李”是上声,“杜”为仄声,便决定了前后顺序;沈佺期与宋之问并称“沈宋”,“沈”是上声,“宋”是去声,自然是“沈”在前“宋”在后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遍览历朝各代,作家并称,实以唐宋为高峰,汉魏六朝和元明次之,至清式微,多半换成地名了,如“岭南三大家”、“桐城派”、“常州词派”等。比较下来,作家并称又以诗人居多,其次为散文家和辞赋家,词家又次之。明清的小说戏曲很发达,小说家和剧作家比比皆是,却鲜有并称现象。

至五四新文学崛起,虽然偶有“周氏兄弟”的提法,但作家并称的现象已然消失,几乎不存在。但其作为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现象,还是不应忘记的。(孙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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