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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王元启对明代唐宋派归有光的品评与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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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启以儒家文学思想为理论根基,博取古代优秀古文大家之长,除了吸收司马迁、韩愈的文学思想之外,亦取法明代归有光之文。

王元启好读圣贤之书,但他“目不观近代之书”,唯对明代归有光之文十分推崇,评价归有光为“写生神手”。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表达了对归有光之文的喜爱,“余少好读归震川书”、“近世则归震川书好诵之”。

受归有光之文的浸润,他的文章形成了与之相近的风格,清代著名文学家翁方纲评其文曰:“其义法之正,文辞甚美,雅近明归有光。”

清代著名金石学家钱泰吉在读毕王元启之文后发出了“真今之震川也”的感叹,由此可见,王元启的古文创作与归有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王元启颇为欣赏归有光的碑志文,对其评价甚高,我们结合王元启对归有光有关碑志文的品评与创作实践,探究他在古文创作上对归有光的接受。

清代初期,有识之士摈弃了明代标榜门户的不良之气,“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门户之见受到了文人的深恶痛绝,他们认识到了归有光文章的价值,研习归氏之文的文人学者日益众多。

清代桐城派亦将归氏作为上溯唐宋古文的过渡性人物,可见,归有光之文在清代文人心中占据着一定的分量。归有光虽崇尚唐宋古文,却不像“七子”那样标榜门户,而是独辟蹊径,认为秦汉、唐宋优秀古文都是士人学习的对象,并未将二者割裂开来,其眼界十分宽阔。

因此,他的文章能够绵延几百年。归有光崇尚唐宋古文,学问贯通五经,为文以经术为本,尤以《史记》为宗,汪洋疏纵,宏深峻洁,又不失跌宕变化之美,颇有龙门风神。

他的散文以经世致用为旨,写了不少关心民生疾苦的文章,擅长在散文中描摹日常生活中的亲人之爱、朋友之义,将日常生活加入散文创作领域,质朴无华,情真意切,无意于感人,却感人至深,总体来说,归有光的文章虽平淡冲和,却感人心魄,后世对其评价甚高。

时至今日,他的名篇佳作亦深受吾辈喜爱。王元启十分推崇归氏的古文,尤其对归氏的碑志文评价颇高。碑志文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笔法,记述墓主家世概况与生平事迹等,“铭”多用韵文写成,咏叹墓主之功德。

传统的碑志文一般比较严谨,有固定的写作内容,主要包括墓主的生卒年、字、姓氏、履历、家世等基本情况,格式较为固化,唐代以前的碑志大都沿袭这种框架。

直至韩愈大胆创新,一改碑志文的固定模式,他的碑志文篇无定格,句无定调,变化自如。韩愈对碑志文的变革,拓宽了此种文体的表现范围,后人也常常借鉴韩愈的笔法写碑志文。

如钱谦益所评价其碑志文:“立法简严”、“直追昌黎”。归有光继承了韩愈碑志文的写法,又有自己的创造,不囿于传统,在写作时以实际情况为准,不拘常例,篇幅结构灵活多变,有短有长,语言简洁精约。

如《永平张封君墓志铭》,此篇墓志铭并没有像传统写法那样按部就班地交代墓主生平,而是从墓主卒日生情,追叙张封君卒日前后的一系列举动。

王元启评价这篇墓志铭曰:“从卒日生情,尤为奇变,真得司马、韩欧之髓者。故志文虽曰简严,亦不能无波澜泛及之语。”

他认为,归有光的这篇墓志铭深得司马迁、韩愈、欧阳修之文的精髓,墓志铭虽有一定的简严范式,但还要根据实际情况,极尽变化之能。

此篇墓志铭没有延续传统墓志的写法,而是以情感人,运用插叙与倒叙的写作手法,从侧面出之,通过他人之口道出张封君卒日前后的事迹,塑造了一个期待爱子归来的老者形象。

通过侧面描写,将张封君日前的行动事迹勾勒而出,又正面描写德化听到父亲离世消息后的反应:不肯相信父亲过世的消息,悲痛万分。

为人之子的德化未能陪伴父亲最后一程,竟通过他人之口想见父亲寿终正寝前的模样,归有光将这种遗憾与悲痛之情正面显之,侧面出之,更加戳中读者之心。

再如《叶母墓志铭》,这篇墓志铭在介绍叶母生平时,借叶裕之口插入了母亲“抱裕倚门”的细节描写,写出了母子间血浓于水的羁绊,令人动容。

王元启亦赞赏此篇墓志铭的写法,品评道:“此真天地间之至文也。”此篇《叶母墓志铭》运用插叙的手法,结合细节描写,刻画了爱子心切的母亲形象,母子间的至亲之情感人至深,加之环境描写的烘托,冷冰冰的墓志铭充满了温情。

王元启曾说:“熙甫为节妇传,无一不佳,尤难句为称述,其书苏宝之姑,述其病中与宝之言,其他一无所称道,然其清节已可联想”。

王元启的评价抓住了归有光文章中细节描写的手法,无论是写家中女性,还是贞女烈妇,归有光都能从日常生活中生情,通过对人物的语言和行动的细节描写,使人物形象立体生动。

归有光的此类文章写出了对女性的怜惜之情,这在纲常伦理森严的制度下,此副心胸实属可贵。再如归有光为亡女所作《女二二圹志》,全篇只82字,但却有动人心魄的力量,在于作者抓住了细节描写。

幼女未满周岁便夭折,归有光感伤至极。文章开头追叙与女儿二二有关的两件小事,“常呼予”、“跃入予怀中”,“呼予”、“跃入”这样的语言和动作描写,写出了二二的活泼可人,也折射出了父女间的深情,更为下文的感伤作了铺垫。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把悲痛之情寓于日常生活细事之中,缘事抒情,娓娓道来,自然平淡,感人至深。

因此,王元启认为,作者在塑造此类形象时,应从日常生活入手,运用细节描写,抓住一二事或一二语言,摹写其性情,使其声容相貌呼之欲出,能在读者心中产生深刻印象。在写作时应对人物的行动、语言进行细节描摹,抓住特点,人物形象才会跃然纸上,而不至于缺乏生命力。

王元启的这段见解,吸收了归有光作此类文章的笔法,即对人物的行动和语言进行细节描写,在日常生活中生情。王元启的此类文章颇有归氏风神,他所作《宋烈妇传》中对宋烈妇的刻画,吸收了归有光的笔法。

王元启在文后自述:“余传宋烈妇,取里父老事状与其他碑记所载,补旧传之阙而削其芜如此”。

王元启根据他人口述及碑记所载写下了这篇文章,文章的史料并没有鲜明的形象,若欲将宋烈妇的形象刻画得生动鲜明,则需要高超的写人手法。而王元启对人物事料的处理,无疑是成功的,这得益于他传神的写人笔法,即运用细节描写,以日常小事生情,塑造人物形象。

文中的宋烈妇奉父母之命嫁给了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夫,不久丈夫去世,家人逼迫她再嫁,王元启的这段描写就是针对她得知要再嫁的消息后一连串的行动反应。

王元启从细微之处生发,首先烘托了此女临死前的环境“夜天寒,风凌冽”,短短六字就将环境的肃杀烘托了出来,也暗示了宋烈妇悲剧的结局。

随后一系列的动作描写,行云流水,表现了宋烈妇的决绝,最后借剪尺生情,宋烈妇在死前将心爱的剪尺送给邻媪,感人至深。这段描写将宋烈妇的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颇有归有光同类文章的风神。

然王元启是一位传统的儒者,谨守儒家传统思想,对女性的赞赏带有浓厚封建伦理色彩,这也是他此类文章中的不可取之处,但其塑造人物的手法足令后人借鉴。

此外,归有光的人物传志,写作对象多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人物,或为亲友,或为邻里门生,或为丫鬟婢女,显少达官贵人。

纵观王元启的同类文章,写作对象亦聚焦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物,如《太学生廖君墓志铭》、《踏冰和尚传》、《李清时传》、《徐湛思传》等。

综上可知,任何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总有其理论基础和渊源,王元启的古文创作理论在吸收前代古文大家的文学思想及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与中国古代文章学有深厚的渊源。

他的古文创作理论,以儒家传统文论思想为基础和内核,兼收古文大家司马迁、韩愈、归有光的文学思想及创作经验,加之自身的创作和批评实践,形成了自己的古文创作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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