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个体有许多标签，出生地、籍贯为地域，乃重要标签之一。曾经听说，上海人看上海以外的人都是乡下人，甚至包括北京的，都算。曾经年轻，出差外地，因虚荣故，刻意回避过自己是乡下人、安徽人，这一改变不了的事实。
但是，不曾隐瞒自己是桐城人。说实话，也从未认真地想过自己是个桐城人，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时候只是出生地而已。十四岁那年，逢考试制度改革，到合肥上应届初中专。从此，别了老家，到了都市。老家对于我来说，除了亲人牵挂、亲戚同学还有些往来外，就是故乡。况我所在生活工作之安庆，在桐城的隔壁，又有行*隶属关系，在街上遇见桐城人，都不好意思拉呱说是老乡。这与在北京、拉萨遇见，可不是一回事。
现在年龄大了，越来越发现，作为桐城人，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这种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越发炽烈。许多过去的不经意，或一带而过的认知，此时明晰起来。
记得年秋季到合肥省物资学校上学时，安庆地区有十几个学生，均是应届生，而桐城就占了6个，几乎一半。那年是应届、历届混召，安庆地区清一色应届，而来自其他地方，尤其是北边地区的同学，大部分是历届，年龄最大的大我们十多岁，有的甚至已为人父。由于录取名额分配到地区，而他们的应届生学习又都不乍地，所以，让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有了很强的竞争力。
我是年上学的，不满6岁。一二年级是汪家礼堂上的，只一个老师，一间教室。轮流上课，给一年级上时，二年级写作业，反之亦然。三年级时迁到正规的胜塘小学。当时，正值文革，但感觉我们的学习还是蛮正规的，单元测验、家庭作业，期中、期末考试、假期作业，等等，现在所有的套路，当时都有，只不过没有教师节和辅导班，也不存在给老师送礼啥的。农村的孩子没有见过世面，怕老师怕得“蛰毛”，而这种敬畏，是学习的压力，甚至动力。
后来听说，这是桐城派文化影响使然，一脉相承。当时颇不以为然，之后，想想还真是，这样的学习氛围实属罕见，难能可贵，在其他一些地方，停课闹革命，老师不教，家长不准，学生不学，一片荒芜。一旦拨乱反正、放开束缚，以桐城为代表的整个安庆地区的升学人数厚积薄发，如熔浆喷涌，为现代化及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输送了大量人才。这次到老家，偶然见到一块招牌，说桐城是院士之乡，惊愕了一大回，连忙找度娘求教，发现竟有18人之多，远远高出左右隔壁，他们都在个位数上，这约等于国家间比得诺奖人数的架式了。
桐城的底蕴可是实实在在的。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陪领导到岳西县工商局检查工作，时任县局局长的老华是青草人，在得知我是桐城老乡后，说：“在岳西，无桐不成局，在安庆地区的其他县，也大差不差。”那份骄傲、自信，至今仍历历在目。清楚地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某个时段，安庆地区十一个县委书记，几乎全是桐城人，当时还一个一个地数来着，此实非偶然也。
许多人说，现在的桐城，教育“沦陷”了。我不这样看，尽管对于教育，是个外行。但知道，城市的学考一旦调动起来，农村的孩子没有任何优势可言，而桐城，由于太多的优秀人才走进大城市、发达地区，甚至是国外，留在家乡的孩子已经很少，在基数和质量方面肯定比不上相邻地区。
年初，我到枞阳县工商局任局长，真实地感受到作为桐城人的自信与骄傲！
当时，由于机构改革*策的不配套及在执行中的欠严谨，导致该局工作一度困难，枞阳县局可是时安庆市工商局下面最大的局，在册在岗人员多人，当时的市局领导没少伤脑筋。时年不到38岁的我，从安庆市工商局办公室副主任的位子上，被紧急派往该局担任局长，“临危受命”。
其实，我乃一介文弱书生也，无任何基层工作经验，尽管长期在领导身边工作，但对于局长到底做么子事并不知道，曾傻乎乎地问同事，局长做么子事筛。都说枞阳社会人文关系复杂，民风慓悍，亲朋好友、领导同事都为我捏了一把汗。
当时的改革“摸”进了深水区，出实招，动真个，在一些方面取得了突破，但也触动了既有的利益格局。工商系统还面临着属于自己的特殊困难，自已搞饭吃，人员组成复杂，思想极不稳定，又属条管，地方爱莫能助。许多基层的一把手局长主动请辞，也有条管单位派下去的干部自已打背包回城的。
我当时只有一个信念，不能给自己、家庭、组织丢脸，因为开弓没有回头剑，甚至滋生“不成功即成仁”的慷慨激昂。因为枞阳与桐城之间历史上特殊的渊源，我记得很清晰，我着实还发了一个“狠”，一定不能丢桐城人的脸！
曾记得，我多次在一些个场合说过，你们枞阳是从我们桐城分出去的，搞不掂你们，那我枉为桐城人了。这些话，肯定不是在正式场合说的，基本的规矩我懂，但也不是在某个人私底下说，说之无益，不如不说。那一定是比较特殊的场合，说与一些适当的枞阳同事听的，不是傲娇，更多的是给自己鼓气。
过程有毫精彩。三个月稳定局面，半年创一流业绩，四载风平浪静。确有个别枞阳同事过于执着和认死理，但绝大多数顾大局，乐于奉献，十分可爱，对我的工作支持很大，甚至一些禀性超过我对故乡人的预期。这其中，多少有些我是桐城人而产生的亲切感这一因素加持。至今，我仍在同他们中的一些人来往。始终认为，就目前的约束机制来说，有一些个刺儿头，对于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不是坏事，甚至是好事。
事实是，虽然自小在桐城西乡长大，半缽子离乡后也经常回老家照顾双方老人，但准确地说，只是在生活上与他们多有联系。而枞阳则不同，共同生活工作四年，一个战壕里摸爬滚打，对于现铜陵治下的生长在原桐城东乡的老乡们更了解些。
总结起来，二点：一是对桐城“文在西乡、武在东乡”感同身受。东乡人除具备桐城人丰厚的文化底蕴外，还有果敢、豪爽、讲义气之品格，有点文武双全的味道，这部分性格特点弥补了我的弱项，触动了心中柔软的部分，产生了一些共振，喜欢；二是相当认同“枞阳出人”，桐城历史上的大家，有不少出生于东乡。当时年轻，思想敏锐，火花直闪真闪的，曾对其原因还真总结出个一二三来，时间一长，忘了。
第二点认识，比较敏感，现在的桐城西乡人多不认同，甚至有过争论，乃至争执。若心量大点，自不必去计较。再说，上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意义堪比欧洲文艺复兴，知识分子中，极尊独秀，而桐城派文化，充其量只是一个文化现象，再争论不休，易招邻居笑话。
身为桐城人，区别于其他地方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是能写会写欢喜写，这几乎是共识。除了到机关的桐城人，许多做了笔杆子外，身边的人，无论男女老少，什么学历，什么职业，在写作方面兴趣很大，有二把刷子。关于写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