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众多的文化名人中，多有并称现象，如先秦哲学家老聃和周庄，就被合称为“老庄”，其学说也被称为“老庄思想”。孔子与孟子都是儒家思想的代表，就被合称为“孔孟”，其学说就被称为“孔孟之道”。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开中国纪传体史学之先，就被后人并称为“班马”。至于文学领域中，作家并称的现象就更多了。如汉魏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西晋的“二陆”（陆机、陆云）、晋末宋初的“陶谢”（陶渊明、谢灵运）、初唐的“王杨卢骆”（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盛唐的“李杜”（李白、杜甫）、中唐的“韩柳”（韩愈、柳宗元）、宋代的“苏黄”（苏轼、黄庭坚）、明代的“钟谭”（钟惺、谭元春）、清代的“二冯”（冯舒、冯班）……掐指算来，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文学并称。如果把“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大历十才子”、“永嘉四灵”、“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桐城派”、“常州词派”等也算进去，那更是五光十色，琳琅满目，俨然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可以视为中国传统文学的一大特色。
毫无疑问，这些并称的产生和形成，都有一些缘由，也有各自的出处，绝非无中生有。或因兄弟关系，如“二陆”、“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或因诗风相近，如“王孟”（王维、孟浩然），或因题材相近，如高适、岑参都因写边塞诗闻名而并称“高岑”，或因词风相近，如苏轼、辛弃疾多写豪放词而并称为“苏辛”，或因共倡古文而得名，如韩愈、柳宗元皆因古文而被并称为“韩柳”，或以诗文主张相近而得名，如元稹、白居易因倡新乐府而被并称为“元白”，也有在诗体发展上共有贡献，如沈佺期、宋之问因在律诗上的成就而被并称为“沈宋”，张籍、王建皆擅乐府而被并称“张王”。也有诗风不同但成就卓越而获并称，如李白与杜甫，也有同出师门而获并称，如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俱游苏轼，天下称为四学士”，即“苏门四学士”。诸如此类，不一而同。
也有一人而获数种并称的情况，如王维除与孟浩然并称“王孟”，又与李颀因七律成就而并称“王李”，钱起与刘长卿并称“钱刘”，又与郎士元并称“钱郎”，韩愈除与柳宗元并称，又与孟郊并称“韩孟”，刘禹锡除与柳宗元并称“刘柳”，又与白居易并称“刘白”。其中以苏轼的并称为多，除与辛弃疾因豪放词而有并称，又与家人并称“三苏”，与黄庭坚因诗而并称“苏黄”，与欧阳修因古文而并称“欧苏”，还因书法而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苏黄米蔡”，成为赫赫有名的“宋四家”哩！所以，中国古代作家并称最多者，非苏轼莫属。其次则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谢灵运等。
依照今人的观念来理解并称，或以今人的方法加以排列，居前者总是比较重要，或是成就更高一些的，但古人不然，也并非如此考虑。撇开哲学不论，单就文学领域内的作家并称现象来看，其前后次序的排列，主要是根据平仄声调来定的，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平、上、去、入。凡姓氏属平声字，必在前；姓氏属仄声字，必在后。如“陶谢”、“王孟”、“韩柳”、“刘柳”、“元白”、“刘白”等无不如此。温庭筠的诗歌成就不如李商隐，但“温”是平声字，“李”是仄声字，世人并称“温李”，还是温在先。尽管王夫之说：“温、李并称，自古皮相语。飞卿，一钟馗傅粉耳；义山风骨，千不得一。”纪晓岚也说：“李义山诗，运意深曲，感事托讽，佳处往往逼杜，非飞卿所可比肩。”但后人仍是“温李”并称，从来没有人倒过来称。
即使同为仄声字，也是上声居前，入声居后，如李白与杜甫并称“李杜”，“李”是上声，“杜”为仄声，便决定了前后顺序；沈佺期与宋之问并称“沈宋”，“沈”是上声，“宋”是去声，自然是“沈”在前“宋”在后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遍览历朝各代，作家并称，实以唐宋为高峰，汉魏六朝和元明次之，至清式微，多半换成地名了，如“岭南三大家”、“桐城派”、“常州词派”等。比较下来，作家并称又以诗人居多，其次为散文家和辞赋家，词家又次之。明清的小说戏曲很发达，小说家和剧作家比比皆是，却鲜有并称现象。
至五四新文学崛起，虽然偶有“周氏兄弟”的提法，但作家并称的现象已然消失，几乎不存在。但其作为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现象，还是不应忘记的。（孙琴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