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它几乎与清王朝同始同终。就其历史渊源来说，是清王朝政策的产物，从一开始就在政治思想方面具有正统性和保守性。桐城派的文统，程朱的道统，康雍之时的政统，是三者统一的、相通的。桐城派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己任。雍正年间，桐城派四祖之一方苞奉果亲王命，编选《古文约选》作为八旗子弟的教本。
终清一代，桐城派代有传人，声势浩大，但它所能吸引的，始终只限于正统封建知识分子。中国的封建道统与政统，从明代的八股文到桐城派文章，终于完成了对知识分子的心灵塑造，完成了对他们的精神控制。文统的文气也塑造成迂腐气、学究气，一派义理与教训，却又总是空洞而不得要领，独没有了作家自身的生命之气，没有了真正的道德勇气。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对桐城派进行了最激烈的否定，钱玄同称桐城派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以不通之典故与肉麻之句调，戕贼吾青年”。
散文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认知能力和道德情感的体现。而桐城派以散文著称，其文章却极尽学问化、伦理化、政治化、格式化、标准化。散文的学术化、学问化，是一个民族性情枯竭的标志；而伦理化、政治化又是一个民族思想僵化的标志；格式化、标准化，则又是一个民族创造力被耗竭的标志。桐城派的创作冲动来自于学问，来自于圣贤著作，来自于所谓义理玄想，来自于卫道热情，却很少来自于现实，更少来自于心灵对现实的鲜活映照。
与其说桐城派是一个思想流派、学术流派、文学流派，倒不如说它只是一个文章流派。文学是想象的，更多的是表达想象中的生活，而文章是学问的、实证的，是要表达现实的真实的状态。文学是精神的，文章是物质的；文学是情感的，文章是理智的。桐城派文章毫无想象力：无文学想象力，无生活想象力，无精神想象力，无理想想象力。
甚至可以说桐城派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反文学的，但凡有趣、有情、有味、有意、有个人性情创见，而不依傍圣贤语录的，全在他们的否定之列。规矩多了，个性少了，法度严了，激情没了，只剩下“义”与“法”。义者，宜也。法者，阀也，罚也，规矩方圆也。在生活中，他们不选择他们想做的，只选择他们该做的；在思想上，他们不思想他们要想的，只思想他们该想的，而且还要想出他们该想的；在文学上，他们不是表达他们想表达的，而是表达他们认为应该表达的。
如此一个封建王朝的“御用文人”，就让它随着它的主子埋葬在历史的废墟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