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晓阳
山水之作由来久远。《诗经·斯干》咏南涧之貌，《庄子·秋水》摹川流之状，二谢纪游之作、王孟幽赏之篇，皆各尽其妙。柳宗元《永州八记》则于古文中别开生面，意境清幽。宋元以来游记也时入画境。清代散文多宗桐城，写景之作描摹山川景象，兼记登览怀想，文辞清雅，别有意趣。近三百年间，桐城山水之文依次呈现出了以下三重境界：
一、即景悟道的澄明之境。桐城文章肇兴之初，方以智、戴名世纪游之篇，往往以山水遣兴，感慨流于笔端。至于桐城“三祖”游观之作，徜徉于山水之间，情寄于山水之外，心中之境多由此生发。
明清之际，方以智述黄山、白岳、龙眠、天柱之胜，登众山以舒啸，了悟澄澈之境；戴名世“登览乎高山之巅，举目千里，云烟在下，苍然茫然，与天无穷。顷者游于渤海之滨，见夫天水浑沦，波涛汹涌”（戴名世《与刘言洁书》，《南山集》卷一），法天地自然之文，涵泳性情。方苞学宗程朱，文效韩欧，超迈自然之论，标举雅洁之风，山水诸作或借景述怀，或因景说理。《游雁荡记》见“兹山独完其太古之容色以至于今”，顿生“严恭静正之心”；《记寻大龙湫瀑布》感慨“先王之道榛芜久矣”，述探幽之路而及先王之道，以明理为归。龙眠山水、江南诗音会于心，儒道玄理、顺康世风正其意，清新秀美的山水之作由此成为感悟道德旨归的桐城文章之别体。方苞弟子刘大櫆不得意于科场，悠游暇日遂多，于山水之文中隐含透彻之悟。其《游黄山记》描摹飞瀑悬流、奇峰深谷、石门一隙，峰回路转，读之如拾级而上。“登顶而望，日月之所出没，霞虹之所照耀，匡庐、九子、天目以及金陵报恩之浮图，了然可指数焉。”时弟子姚鼐初隽进士，一行人登上光明顶，见远山可数、云海涌动、日光下照，渺极天际。文中所记幽泉异石、奇峰秀色较方苞游山诸作多了一些灵动之美。姚鼐山水之作传承师法，往往借游迹抒写怀抱。《游媚笔泉记》刚劲如长风出谷，娴静如幽林曲涧。《登泰山记》则叙作者在大风扬积雪、无鸟兽音迹的除日登临极顶，“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彩”，红日喷薄而出，回看众山如偻。文章有柳宗元山水游记之至味，得方苞清真雅洁之风，承刘大櫆高远含蓄之意，兼有峻洁之笔、澄明之境。
从方苞至姚鼐，桐城派早期山水文章皆恪守程朱理学之入世精神，涵融天地正气，简淡的写景文笔展现出登览者的顿悟与灵性，雅洁的感慨之辞寄寓着作者的淑世情怀。
二、醉心林泉的空灵之境。“姚门四弟子”梅、管、方、姚与刘开都有山水之作。梅曾亮为一时文坛魁首，其山水篇章别有逸趣，岭西山水之文多源于梅曾亮。而吴德旋授吕璜作文秘诀，谓“方望溪直接震川矣，谨严而少妙远之趣”（吕璜《初月楼古文绪论》），于前人之得失所论尤深，故“岭西五家”之文多清新妙远意趣。
刘开为姚门高足，山水之文清新自然近于画图，自乾嘉以来罕有，写怪石乱泉，状碧波烟云，往往能得山水之神。梅曾亮为文丽藻彬彬，有峻洁高远之风，于闲逸之趣中深悟自然之理。《钵山余霞阁记》于登览中顿悟“文之在天地，如云霞烟景焉。”弟子龙启瑞、朱琦、王拯等为文不废骈俪之语、藻丽之辞，写景状物别有逸趣，形成一幅幅秀美的山水画图。“岭西五家”中，吕璜曾承吴德旋謦欬，记叙之文多图序，或摹写画境，或即景议论，时有清新淡远之趣，不乏遣怀之意，为岭西诸家山水文章之先导。龙启瑞之文叙事与描摹结合，意在文外；虚实相生，穆若清风。彭昱尧或写方塘潆漾之状，或说深步水涓流入海，写景与理趣相融。朱琦殊少山水之作，文章中仍可见清奇之风。王拯山水之篇文笔细腻，情在其中。看山之文述天下奇观，而山之形态各异；观水之文写湖水清泉，而水之丽景不同。《游天湖山记》记天湖胜境：“坐涧侧磐石上，观泉水从足下过，盖油油然。涧绝崖起，泉复怒。”“湛然深碧，凝流若不动者。”文章描摹的景物涧石、绝崖、瀑布、流泉清新明丽，真切可感。岭西写景文清新秀美，寻常景物“一入曲思，便幻出如许灵境”（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五）。作家以诚挚之心描摹山水，笔下风物沁人心脾，便生出别样灵境。岭西古文绘声绘色的文辞、自然真挚的情感已经突破了桐城派早期文章的清真雅洁之格调，开启了清代山水之文新风尚。
梅曾亮及岭西作家的写景之文渐离学人义理之辩，超迈前人，将丽藻融入桐城古文“义法”，借山水抒怀，文境空灵，如别有逸趣的山水图画。
三、新奇瑰丽的荒远之境。近代后期的游记与此前的山水之文不同，多记述异域山水之神奇瑰丽，往往不仅描摹山水，也记风土人情。此类文章绮丽自然中又融入神秘笔调，形成了独特的奇幻之境。曾国藩弟子之文则时见奇思，黎庶昌东游、游欧诸篇尤有瑰丽之致。
自清初至光绪间，桐城派文人写景之文往往取境于寓所见闻、名山秀水，少有记述荒远幽境者。巴陵吴敏树文风别具一格，写景记事不离洞庭湖山而境界自远。至郭嵩焘及曾门弟子之游记则多述域外见闻，令人耳目一新。黎庶昌所记日本及欧洲山水胜境尤为详尽，多写域外奇特瑰丽景致。《西洋游记》诸篇之景致如《山海经》中山川之邈远。其《卜来敦记》述滨海胜境卜来敦处处新奇怪异：“四洲之物，奇奇怪怪，无不毕致。”“浅草平沙，绿窗华屋，与水光掩映，迤逦一碧而已。”文中所记之沧海石岸、玻璃鱼池、海中长桥、浅草沙岸，令读者仿佛置身海市蜃楼之中，感受到英伦光怪陆离的海滨奇景。而薛福成欧游所记自然新奇，述异之作写古墓之神秘，记枯松之新芽，说旋风扬沙，也往往奇幻悠远。张裕钊《游狼山记》叹“天地四时变移，眇若坠叶与飘风”。《游虞山记》见“云海豁开，杳若天外”。虽在东南烟柳繁华之地，也觉有遗世独立之邈远。至马其昶与妻弟姚永朴、姚永概之文，同记西山精舍，而各饶情韵，异于桐城古文前期清真之风，点染山水如在目前，取境幽洁似黎、薛，然不复为荒远之境。现代散文如诗如画的空灵境界里往往有这样的气息。方令孺《山阴道上》“静静的黄昏”、张漱寒《心灵的灯塔》“如流水在汩汩低唱”就流淌着桐城后期古文幽雅的情韵。
可见桐城派山水之文同样不乏清雅之辞。桐城“三祖”之文往往简淡峻洁，情理相洽；岭西文章醉心林泉，是别有逸趣的山水图画；至于曾国藩弟子以奇瑰之辞述荒远之境，又已近白话美文清新妙远之意趣。这些摹写山水的记叙之文往往以山水游记为体式，以烟云泉石为景象，以诗笔画意为精神，营构出清新隽雅的山水灵境，开辟了中国散文新境界。
（作者：萧晓阳，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