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在线讯“枞阳出人，桐城出名”一说，在坊间流传甚广，也是地方常见的闲聊话题，坚称此说不成立者有之，为之共鸣的也大有人在。
枞阳、桐城之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话题呢?对枞阳、桐城最熟悉的是“百度”先生，坐下来研究“枞阳”“桐城”的人并不是太多，“百度”与“百搭”便有了一字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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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搭”也是有原因，不完全是太闲影响身体的“局部地区”。枞阳、桐城的区划变更，复杂而特殊，人文的影响说一点没有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真正将其正了八经作为一个学术课题，有激情的专家估计又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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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枞阳”与“桐城”，在当代中国近三千个县级行*区划单位中，都算是“年轻人”。现在的枞阳县，复置于年，勉强63岁；现在的桐城市（县级市），获批于年，勉强23岁。民国以前，今枞阳、桐城两地实为一县，这个意义上的“枞阳”或“桐城”明显又是“老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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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年轻人”还是“老同志”?主要面对具体的历史，县名的内涵，不能以“枞阳”“桐城”一言以蔽之。或县名“枞阳”，或县名“桐城”，只是历史上县名的概略表述，两千多年里县名其实屡有变更，只是冠名以“枞阳”“桐城”为主。曾经使用的其他县名，已经很少为他人熟知。
●鄂君启节
历史上的枞阳县，始置于汉元封五年（前年），郡县制背景下，立县算是比较早了。“枞阳”一名，更始见于战国时期的楚怀王六年（前年）的“鄂君启节”，是一枚铜错金的金属制品。枞阳县名，像一种活性较强的“金属元素”，现在的枞阳县又于年由安庆市划归铜陵市。老是变来变去，学化学的学生最怕的就是这个。唐至德二年（年），这个县的县名改成了“桐城县”，直到民国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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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枞阳”“桐城”实为一县，且地域广大，甚至包括现在的安庆市区。宋前的地方史料不是太详尽，南宋时期的桐城、怀宁两县之间，见有一次较大的区划调整；近当代的桐城、枞阳两县与安庆郊区之间，也可见数次区划变更。严凤英的老家桐城罗岭，现在即属于安庆市宜秀区。历史上“枞阳”“桐城”的县境，总体上是在不断缩小，现在“枞阳”“桐城”两地的地域面积总和，明显小于历史上的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枞阳”，不等于历史上的“枞阳”或“桐城”；现在的“桐城”，也不等于历史上的“桐城”或“枞阳”。信息时代，“枞阳≠枞阳”“桐城≠桐城”式的或“计算机语言”，倘若草率地机械写入，很可能造成“系统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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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桐城上学时，一次考试匆匆答题，将“√㎡=m”写成了“㎡=m”。老师说：“我知道你当时想的是对的，但没有这样的逻辑概念，‘m’是‘m’，‘√㎡’是‘√㎡’，就凭这个‘=’，这题就该打‘×’！”
安庆枞阳门
古今“桐城”与古今“枞阳”的逻辑概念也是这样，看到相同的两个字就急着划“=”，老师的大红“×”必然在等着。但是，汉代没有“桐城”，“桐城”有汉代；清代没有“枞阳”，“枞阳”同样有清代。汉唐宋元，明清民国，对“枞阳”“桐城”来说都不存在“断代”的问题。“枞阳”“桐城”原本一家，凡此种种，都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即便是老师的红“×”，也只能画在历史虚无主义上！
●地图
古今“枞阳”“桐城”概念上的变化，原因即是区划变动与地名变更，且两者历史上都曾经发生。中国历史上的区划变更并不鲜见，也很正常。但历史上相关的区划变动，相邻地区切一块、补一块的多，像“枞阳”“桐城”这样，变更后又成了桌子、板凳一样高的两个县（市），则不是很多。正是由于这种变化，对今天的“枞阳”与“桐城”显得有些微妙。“东流县”与“至德县”合并成了“东至县”，并且还在安庆、池州两市之间划来划去，根本就没有“枞阳”“桐城”问题这么复杂和特殊。
安庆
复杂性与特殊性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西汉置县以来的两千多年里，县名叫“枞阳”时，地域显得有些沉寂；县名叫“桐城”时，地域显得相当辉煌。尤其是明、清时期，“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桐城”之名世人瞩目。这种辉煌，通常被描述为“桐城文化”，甚至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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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寂也好，辉煌也罢，其实都是同一方土地，更名与土地则没有关联，文化同样不是改名改出来的，“姓名测算”多半属于骗人的勾当。从地方更名的概略中可以看出，历史上“桐城文化”的辉煌，其实是由今天“枞阳”“桐城”的先贤们共同创造的。当代著名学者吴孟复先生曰：“枞阳，学术之府，气节之乡，诗歌之囿也。”枞阳文化与枞阳大地，在学者的眼里是客观而明晰的，不是民间的“一捆柴”思维。专业与业余之间，有云泥之判。
铜陵
今天“枞阳”“桐城”的历史，多数人并不洞悉。尤其是在业余文史爱好者中，以为现在的“桐城”与历史上的“桐城”是一个概念，历史上的“桐城名人”等于现在的“桐城名人”；现在的“枞阳”与历史上的“枞阳”也是一个概念，历史上的“枞阳名人”也等于现在的“枞阳名人”。吴汉卿先生所言的“枞阳出人，桐城出名”，蕴含着这种区划与县名变更形成的史学课题，而不能简单地解读为邻县（市）之间狭隘的“名人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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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枞阳出人，桐城出名”一说，是否成立呢?“枞阳出人”与“桐城出名”，二者是密切关联的，也是相互独立的。应该肯定的是，这些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无论是“枞阳出人”，还是“桐城出名”，以及“枞阳出人，桐城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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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桐城名人，不论是出自今天的桐城还是枞阳，其乡贯都只能表述为“桐城”，这是史学规范的要求，后人最多只能作出相应的注释。搞地方史研究，跟棋牌室打麻将没有多大本质上的区别，都要遵守既定的规则。没有规则的游戏，难免就出现争吵，甚至会让警察出来“帮忙”。
●安庆师范大学公示
不妨看先看看这则公示，安庆师范大学新近发布的。吴功华先生研究的课题，是《明清时期桐城青山何氏家族文化》。“青山何氏”中的中“青山”，不是泛指“绿水青山”，而是实指，即今枞阳县枞阳镇境内的何家大青山。“青山何氏”，为什么被表述为“桐城”呢?因为这是“明清时期”。吴功华先生是哪里人并不重要，其治学态度是严谨的，表述是正确的，同样也是规范的，他作为桐城人要这么写，他作为枞阳人也要这么写。
●枞阳青山石屋寺
何如宠是明季大学士，崇祯年间的内阁群辅，俗称“宰相”，是“青山何氏”的杰出代表。研究历史，前提是尊重历史，枞阳诸多历史名人的研究，都会像何如宠研究一样，如钱澄之、吴汝纶、史尚宽、章伯钧等，客观上都会带来“桐城出名”。这是学术的严谨性，而不是桐城人的主观随意性。
老照片
枞阳当代名人中，类似的现象同样客观存在。饶有趣味的是，文化部长*镇是枞阳县横埠人，离开家乡时县名“桐城”，回到家乡时县名“枞阳”。*镇部长回乡时，同样专程去过桐城。*镇部长还治有一方印，文曰“桐城枞阳*镇”。
●*镇印文
“桐城出名”是客观的，“枞阳出人”也是客观的，这本是桐城、枞阳文化昌盛的客观反映，两地人文血脉相连的具体表现，无可厚非。一些业余性质的地方史爱好者，试图论证“枞阳出人”一说不能成立，但始终又不能避免两个基本的误区：
老照片
其一，逻辑上的错误。这类逻辑论证，通常选择广为人知的“桐城三祖”为论据。实际上，“桐城三祖”是不是枞阳人，并不能推论出“枞阳出人”的成立与是否。简单枚举，是一种不完全归纳推理，有什么要求，逻辑学老师应该讲过，这里没有必须重复太多。单就“出人”“出名”之说，历史上的桐城名人，其实远非仅为“桐城三祖”。这种言说，似乎对“桐城三祖”又有些不恭。
姚鼐灑金箋本鏡片
“桐城三祖”，指的是“桐城文派”中三位经典作家方苞、刘大櫆和姚鼐。一些地方文史爱好者认为：方苞是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姚鼐是桐城（今桐城市）人。“三祖”之中，只有一个刘大櫆才是枞阳人。意思是说，“桐城出名”现象，“枞阳出人”也只出了三分之一。需要知道，即便是“三分之一”，也是一个常数，并不等于“1/∞”，这方面的责任归数学老师。
桐城
但这一论题的正确答案，并不真的就是“三分之一”。认为方苞是江宁人，是业余研究者的低级错误，也是历史常识缺失的表现。方苞、刘大櫆与姚鼐，三者都是清桐城人，学术上并没有任何商榷的余地，更算不上今人的“新发现”。即使“桐城三祖”中没有一个“枞阳人”，这也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论证错误。论据错误，论证就没有任何意义。
历史名人的“里居”，是可以作为历史研究课题的，并且具有学术意义，但学术研究不是想当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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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常识上的错误。地方文史爱好者，多少知道一点“桐城三祖”，完全熟悉肯定是谈不上的。就基本的史学常识而言，方苞、刘大櫆和姚鼐到底应该归于哪里人呢?
《清史稿·方苞列传》载：“方苞，字灵皋，江南桐城人。”
江南省造光绪元宝
“江南”，是指清初的江南省，后析为江苏、安徽二省。《清史稿》不写“方苞，字灵皋，安徽桐城人”，这就是史学规范。事实上，“清史馆”成立时，“江南省”已经被区划了，尽管总纂清史的马其昶是安徽桐城人，但压根就不会考虑“安徽出人”，势必带来“江苏出名”的问题。马先生最感冒的，就是“儿童之见”。
马其昶先生
地方文史爱好者，为何认为方苞是江宁人呢?因为方苞确实出生于江宁府，江宁也确实是方苞的主要生活地。说方苞是江宁人，不是子虚乌有，而是空穴来风，但绝对“违法”！
公安部公通字[]91号文件规定：公民的“籍贯”应为本人出生时祖父的居住地（户口所在地）。方苞出生时，其祖父的居住地也是江宁。
江宁
但是，公安部的规定对大清国是完全无效的。清人必须遵守的，是《大清律》。方苞的籍贯，不适用公安部的规定。
清代的“籍贯”，跟公安部所说的“籍贯”，也不是一回事。清代的“籍”，指的是“役籍”；“贯”，指的是“乡贯”。役籍，是“职业身份”划分，大约相当于当代户口类型中的“农业”与“非农”，没有任何地理意义；“乡贯”，系原籍、祖籍，即祖上原先“居住”“占籍”的地方，与一个人的出生地、居住地也没有绝对的联系。公安部所称的“籍贯”，只相当于清代的“乡贯”，或曰清代“籍贯”的一部分。
●方大美进士登科录
方苞家肯定是有“户口本”的，即“户帖”，但不知被弄到哪里去了。这里，有一份明代桐城进士方大美的“进士登科录”。从这份登科录上可以看出，方大美“贯直隶安庆府桐城县，*籍。”简单的说，方大美是明桐城人，“职业*人”家庭，他们家不需要交“农业税”，尽到服“兵役”的义务就行了——古代“籍贯”的概念，大约就是这个意思。“进士登科录”与“户帖”上的相关内容，不会有实质性的冲突。方苞与方大美，同属“桐城桂林方”，二者的“户口本”应该比较接近。
老照片
方苞的科举经历，是从“秀才”一直考到了“贡士”，但最终没有成为“进士”。后来被剥夺功名，也不是“籍贯”存在问题被人举报。方苞的科考经历中，“秀才”占用的是桐城县名额，“举人”占用的是江南省名额。“乡贯”对方苞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代的“高考移民”，相当于古代科考中的“冒籍”，但二者的性质差别极大。“高考移民”是“违规”行为，科考“冒籍”则是十分严重的“违法”行为，轻则取消录取资格，杀头也是有可能的。方苞不可能冒充“桐城人”，桐城人也不会太绅士而不举报方苞“违法”，白白损失一个秀才名额。因为存在法律的前提，方苞便是“法定”的桐城人，而不因其出生、生活在江宁，就变成了江宁人。这与当代有人父亲在南京当老板，自己出生在南京某妇幼保健院，最终上不了南京户口有点相似。
方苞是清桐城人，还有一点与姚鼐完全相似。
麻溪河
姚鼐一世祖居住在桐城麻溪（今枞阳钱桥），五世祖姚旭迁居桐城县城（今桐城市区）。这种县内的迁徙，明显不影响姚鼐的“乡贯”，也不影响这个家族的“地望”。
议论历史，首先要熟悉历史，起码要对古代的制度与古人的生活方式有所了解，不能以今证古。古人的财产与收益，主要来自田产，姚鼐家族的迁居，并不意味着“不动产”的变更，除非有确凿的“鱼鳞册”予以佐证。方苞家族远迁江宁，数代之后，仍旧保留着今枞阳境内的田产等，方苞本人不仅回家乡参加科考，也曾亲自回乡处理田产，这在方苞的著述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传统祭祀
传统社会，是基于宗法制度的。缙绅阶层的生活方式，及其社会生活与社会影响力，既体现在其居住地，主要还是在其宗族之间展开。不是现代社会，带上半张纸的介绍信，户口一转，再在哪里买个房，就跟原单位毫不干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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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国家成文法与宗族习惯法，足以确认姚鼐为今桐城的先贤，也无法排除姚鼐不是今枞阳的先贤。除了上述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原因，古人同样有“*治权利”的。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治权”是“祭祀权”。姚旭后裔如果出现财产继承、宗祧继承之类的问题，并不适用“就近原则”，而是依法立嗣，实现“立烟续脉，顶替银粮，上坟拜祖”。姚鼐的墓地，在今枞阳县义津镇阮畈铁门口。通俗地讲，这里是姚鼐家族的“祖坟山”。“祖坟山”尽管不是耕地，但在传统社会比耕地更重要，是“财产权”“*治权”的集中体现。作为地方文史爱好者，为什么要凭空剥夺古人的“财产权”与“*治权”，甚至还限制“人身自由”呢?
●姚鼐墓
严格地讲，称方苞、姚鼐为“今枞阳人”或“今桐城人”，都是不够严谨的，甚至是荒谬的。如前所述，今人只能对其乡贯“桐城”作一点具体注释，并且显得画蛇添足。至于民间聊天，可以另当别论。今枞阳、桐城的区划十分特殊，一些历史人物的表述，本来就不具有排他性，并非非此即彼。公允而言，方苞、姚鼐是今枞阳、桐城共同的先贤。
陈州刘氏宗祠
“桐城三祖”之一的刘大櫆，同样是今枞阳、桐城共同的先贤。如果说“桐城三祖”带来“桐城出名”，“枞阳”出了三个人，“桐城”也出了三个人的，“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不能“折算”为几点几个人，更不判定哪家为“〇”，因为“人文科学”≠“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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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櫆的里居地，为今枞阳县横埠镇周岗村刘家周庄，刘大櫆无疑是今枞阳先贤。但是，同样不排除刘大櫆是今桐城的先贤。事实上，刘大櫆的曾祖父即曾居于当时的桐城县城，刘大櫆的生活轨迹与社会影响，也并仅不限于今枞阳境内。明代的左光斗，出生地在今枞阳县横埠镇大朱庄，其居住地又涉及当时的桐城县城，左光斗是“今枞阳人”还是“今桐城人”呢?
“乡愿”与“乡愁”，都不能以百度为生。历史终归是历史，明清时期的诸多桐城名人，其实是今枞阳、桐城共同的先贤，值得今枞阳、桐城人共同敬仰。存敬畏之心于历史文化，致力于弘扬先贤精神，不拘泥于狭隘的名人之争，是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应有之义。
●顾嘉蘅联
当然，“名人之争”在中国并不鲜见，最著名的当推诸葛亮的襄阳、南阳之争。不妨赏读一下顾嘉蘅撰写的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无需尘埃落定，但见境界胸襟。敬畏历史与文化，“枞阳出人，桐城出名”的积极意义，就是吴功华先生式的潜心与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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