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荔
21年前，年5月16日，汪曾祺因病去世，享年77年。
一向很喜欢这个可爱的老头。汪曾祺的文字，不是那种聪明又洋派、字字珠玑的文字，他是那种行文上轻松随意、干净利索的作风，一个句子，一个词，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都绝不多用，清淡如水，朴素明快。各种天文地理、风俗人情、掌故传说等，在他文字中穿插自如，极有杂家风范。他博采古今，归有光“以清淡文笔写平常人情”的文风，清代桐城派散文的为文要讲“文气”，宋人笔记小说结构的“随便”，沈从文的“水性的灵活、柔和、活泼”的语言风格，鲁迅的融文言于白话，周作人的“略带温情的絮语风式的”书面语言，以及废名的用作绝句的方法写小说，都能在汪曾祺的语言中看到印记。
“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滴滴的，衣服格挣挣的。——这里的风俗，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这两个丫头，这一头的好头发！通红的发根，雪白的簪子！娘女三个去赶集，一集的人都朝她们望。”（《受戒》）
瞧瞧，这就是教科书级别的文字，简洁干净、文白相间，节制而富有弹性。其实，有一种朴实，来自于雕琢；有一种流畅，来自于推敲。汪曾祺写文章是追求炼字的，但又看不出痕迹，不仅简洁干净还生动有趣。如此轻淡而平常，亲切自有情致。这就是汪曾祺的气质与韵味。读汪曾祺，要读出那种醇厚的“汪味”，得有点阅历、略解点沧桑，才能体会到，那种伤痛愈后的透彻谅解，那种见天地之后的见众生。
汪曾祺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他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可以发脾气，赌咒发誓什么的，很真实也很真诚。汪曾祺很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让在座的四位学生谈谈自己的志愿，最后问到曾皙（点）。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汪曾祺感叹，这写得实在非常美。他说：“曾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至。”当孔子问他的学生们各有什么志向、志趣时，子路、冉求、公西华都谈到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实行礼仪之类。轮到曾点时，却与众不同。曾点说，在温和的暮春时节，穿上春天的服装，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童子，一起到沂水边洗澡，到舞雩台（祭天祷雨之处）吹风，然后唱着歌儿回家。孔子听了学生们的话，唯有对曾点表示赞同，感叹说：“吾与点也。”从《论语》此段可以看出，孔子很向往在大自然里欣赏风景，感受人生的快乐。这确实很有诗意。在自然界的山水中去感受美，去体验乐，这是孔子所追求的人生理想，但这并不是出世主义，不是纯粹的自然美，他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是人与社会、自然的整体和谐，其中便有社会理想，这就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将人与人的和谐与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起来，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山水之乐。这种合伦理与美学而为一的“乐”的体验，正是孔子和儒家美学思想的根本特点。
汪曾祺为人为文的理想境界，正是儒家“曾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所以不骄不躁，不愠不怒，不颓废，不阴郁，而具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春天的情志，心有日月天地宽。在小说《大淖记事》、《岁寒三友》、《鉴赏家》里，汪曾祺描写民风的淳朴、友情的深厚、仁义的伟大。小说《受戒》生动描写了乡村和尚的世俗生活情态，别开生面，直接能看到“桃花源记”、“烂柯山的传说”等民间传说﹑故事在小说写作过程中的作用。虽然是写“凡人小事”，但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汪曾祺强调作品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汪曾祺曾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他的写作讲求用看不见技巧的方式，把一切都融化于温馨的诗情或写意的小品之中。
也许文化史上有两类名士、两类心灵，皆人间大爱，但气质迥异：一类属药，让你舌下含苦、两腋起风，精神陡然冷肃、峭拔起来；一类属糖，让你爱意遍流、蓄乐生津，抛却世间险要和烦忧。汪曾祺应该属于后者，读他的小说散文，总是可以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对人世怀着深情，是那么亲切地爱着，对世人报之以体谅与悲悯。
汪曾祺的精神气脉是属于儒家的，尤其追求“吾与点也”的“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他的文学世界，有一种天真自然之美，清新无邪，充满人性欢乐，那正是孔子终生所向往的“思无邪”。人间世充满污泥浊水，如何能在精细刻画民生百态时，总是发现人性的美好呢？也许人生有三见：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从见天地到见众生是一个不断向下走的过程，也是内敛锋芒、归于平淡的一个阶段。越是成熟的人，越觉得没有什么是不能被原谅的，渐渐地懂得了卑微，慢慢地将自己的身段降低，甚至根植到泥土里去。“见众生”这个阶段的人，是谦和、淡然而又深邃的，因为他已经获得了内心的自由——这就是站在苦难人生的尽头，风烛残年才大器晚成、重出江湖的汪曾祺，最后抵达的“反身而诚”的境界。所谓“反身而诚”，就是返回到自己的内心，实现心中之诚；一旦实现了诚，也就体验到最大的快乐。这是真、善、美合一的境界。有了这种境界，就能够“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处处都合于天道，处处都是自由的，因此也就无往而不乐。
有人让汪曾祺用一句话概括他自己，他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汪曾祺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他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