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亚雷，年生于安徽枞阳，住在莫干山脚下一个小村庄。小说家，翻译家。
讲述/孔亚雷主笔/团团编辑/木木
01她就在那儿
一切都是从那张照片开始的。
年9月，我跟荷兰汉学家林恪一起去逛潘家园。
我们在旧书摊上边聊边逛，然后我突然看到了一张黑白老照片。它大约摄于二十世纪初。
这是一张中年妇人的正面半身照。我花了好一会儿才确认她的性别，依据是她耳垂上隐约的耳环。
不知为什么，她身上散发出一种无可辩驳的、奇异的中性色彩。
她的发髻盘在脑后，从正面看就像短发。她有着浓眉，单眼皮，挺拔的鼻梁，脸颊两侧从鼻翼划至嘴角的法令纹。她的嘴唇微微闭拢，眼神坚毅、清澈、平静——一只眼睛的眼神，准确地说。
她是个斜眼，右眼有三分之二全是眼白，只在眼角靠上处有半个黑眼珠。但这与其说让她显得丑陋或怪异，不如说让她显得更为宁静。
她的斜眼似乎赋予了她一种镇定与超然。一种神秘的冷漠。一种特权。
这种感觉很难解释，就像后来发生的，许多难以解释的事情一样。
我久久盯着手里的照片，盯着她左右眼球中两个不对称的小光点。
有那么一瞬，就像某种电影特效那样，我周围的一切人潮、声响都变成了一团慢动作的模糊光影，而手拿照片站立不动的我，则被静静地包裹在这团光影漩涡的中心。
但这只是一刹那。随即一切恢复。人潮、声响、世界。就在那一刻，我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我拿着照片，对站在身边的林恪说：“我这辈子一定要为这个女人写部小说。”
我用手机拍下了这张照片。
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拍那张照片，我要为那名斜眼女人写部小说的冲动必将慢慢黯淡，消逝，直至无影无踪，正如以前经常发生的那样。
但现在她就寄居在我手机芯片的微型迷宫里。而当我回到上海，为了防止丢失，我又同时将她存进了我的苹果手提电脑，U盘，移动硬盘，以及我自己的电子邮箱。
她就在那儿。就像一个证据。她就在那儿，从各种各样的电子迷宫里，用她那平静奇异的眼神——单数的眼神——凝视着我，呼唤着我，催促着我。
年9月，我参加了北京鲁迅文学院举办的一届翻译家研修班。虽然我最初是以写小说出道，却以文学翻译而更为人所知。
我翻译的都是某个作家的毕生杰作，比如保罗·奥斯特的《幻影书》，詹姆斯·索特的《光年》，杰夫·戴尔的《然而，很美》等等。
相比之下，我只是个不成熟的小说新手，我写的作品太少，只有一部长篇《不失者》和一部短篇集《火山旅馆》。
因为参加研修班，我将在北京独自待三个月，远离各种琐事和纷扰，生活便利，从我的公寓窗口，可以看见远处雾霾或蓝天下的中国樽。
这是个重新开始的好时机，不是吗？
02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在北京的公寓里，我下决心开始写这部小说，是的，为这张女人照片而写。
《李美真》——这部小说的名字，也是女主人公的名字。
如果我没有在潘家园看到一张清末斜眼女子的照片，就不可能有这部小说。同样，如果没有“李美真”这个名字，这部小说也不可能启动。
“李美真”这个人名是突然闪现的——就像一个神的礼物。
与名字一同降临的，是这个斜眼女子的身份，她是个神婆。这是个关键而合理的设定，它决定了整部小说的故事走向。
于是，就像依次倒下的、排成环形的多米诺骨牌，从神婆到催眠术到弗洛伊德到自我与世界的秘密，直至最后抵达一个终极之词：真理。
对了，由那张斜眼女子的照片所引发的，随同“李美真”这个名字而来的，还有这部小说的英文书名：YouBeautifulTruth——你这美丽的真理。
当我写任何东西时，总觉得自己更像一名侦探，而不是作家。
我不是要去创造什么，而是要去发现什么。事情已经发生了。作品已经存在了。我的任务是把它找出来。
随着写作的进行，虚构与现实之间，开始出现意想不到的纠缠……
就在我住进公寓没几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公寓每个楼层，都有一位专门为我们打扫房间的服务员阿姨，当我这个楼层的阿姨第一次来到我房间时，我不禁呆了一下。
她是个斜眼。几乎跟李美真一模一样的斜眼，不过她是左眼，而且她是圆脸。我尽量不让她看出我有多震惊。
这意味着什么？这只是纯粹的巧合吗？还是某种平行世界间的量子呼应？或者是上帝跟我玩的一个小小游戏？我不禁看了看窗外的天空。
不管怎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预兆，预示着这部小说会一切顺利。
但游戏还没结束。
几天后，她上午来打扫时，我向她抱怨说房间里有蚊子，弄得我整夜没睡好——是的，我找到了电蚊香器，但却找不到蚊香片。
过了一会儿，她给我拿来一些蚊香片——这里不配蚊香片，她说，这是我自己的，给你用吧。我说谢谢。
第二天她就消失了。换了一个阿姨，一个眼睛正常的阿姨。
我问她以前那个阿姨去哪儿了。她说：“她辞职回家了，不干了。”
所以她把蚊香给了我，我想。她离开是因为她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又想，是上帝让她离开的，因为她已经完成了两个世界的对接。
我用在北京的三个月，写出了《李美真》的开头五万字。
虽然有各种想当然的预兆和暗示，但进展并没有希望中那么顺利。
就像雷蒙德·钱德勒笔下的硬汉派私家侦探，我追随着某条细微且随时可能会中断的线索，到处误打误撞，满怀绝望和悲伤——以及由此而来的冷静、坚强和黑色幽默。
转折点发生在年春天。
这时我已经从北京回到浙江莫干山脚下的小村庄，我们在那儿租了栋老房子，作为写作和家庭度假之用。
坐在乡下对着花园的书桌前，写着写着，我突然发现了这部小说的秘密：那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切身经历。
03一个敏感的小孩
人生最初的记忆，来自刚出生后不久。那个场景如此生动，如此清晰，它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从未消逝。
年5月5日，我出生在安徽医院里。
两三天后，我被包裹在一床小被子里，放在竹子担架上。母亲躺在身边，我紧贴着她的身体。
棉被的形状和触感，被包裹着的燥热，母亲怀抱的温度……我记得清清楚楚。
母亲要回家做月子，我们是被抬回家里的。
我家住在一个湖心岛的养殖场旁边，小岛与大陆之间有一条窄窄的小路。
四五个男人抬着担架，从医院走向湖中央，我小小的身体随着担架一路颠簸着，晃荡着……太阳越来越大了，我热得在襁褓中使劲伸展着四肢。
小路，孤岛，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包裹，燥热与不安。母亲，母亲的身体，母亲的怀抱。小小的，柔软的我，被裹着前行的我。
最初的记忆，像一个隐喻，与我的一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纠缠。
我的出生地，安徽枞阳，就是古代的桐城，著名桐城派的发源地。
我的父母都是作家，父亲是一个诗人，母亲年轻时一直写散文。家里有很多书，从小我手边就能拿到各种各样的书。
母亲给我买的书，记得最清楚的，是《中国神话故事》与《世界神话传说》。
许多年后，我开始写小说，也不由自主地向往着神话式的写作。我的作品往往会带有比较抽象的成分。抽象就是神话。若一个小说家热爱抽象，他要写一个故事的时候，就会偏向神话。
小学五六年级，空闲时间特别多，我发现写东西是最好打发时间的，写作时，时间过得很快，我在脑子里构想各种场景。
我作文写的好，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来读。
但同样的，我也有自己的困扰，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小孩。在小学初中的时候，最困扰的就是别人总给我起外号。
被起外号的人，一般是因为你有某种缺点，比如特别瘦，有个奇怪的鼻子耳朵之类的。
他们叫我“卡”，鱼卡，在老家方言里，就是鱼刺的意思。像鱼刺一样细细长长，瘦瘦小小。我每次听到他们喊我“卡”，都觉得特别受伤。
这件事，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忆起来过了，但此刻，我突然意识到，“卡”不就是“K”吗？
我的小说里经常会出现一个名为K的小说家，K其实就是我。
在我的短篇集《火山旅馆》里，主人公也叫K。别人会说，这个K太容易让人想起卡夫卡了，K是卡夫卡的象征。
但我为什么要改？我本来就姓孔，K就是孔。鱼卡的卡，是K，卡夫卡，也是我自己。
04世界上最好的太太
我的前半生，25岁之前，要说有什么理想的话，就是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男人。
有个稳定又清闲的工作，每天按时上下班，回家后看看电视，找一个爱的人，过最平凡的日子。
父母都是搞文艺的，但他们并没有赋予我什么特别的梦想，也不曾替我规划过未来。
青春的叛逆期，我不想和父母一样，搞文学这帮人都太多愁善感了，我不喜欢。
年，我考到上海外贸学院，读国际贸易专业。四年时间，我没有目标，也没读什么书，浪费了大把时间，谈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恋爱。
毕业后，我为了女友来到杭州工作，可一到这儿，她就把我甩了。她觉得我不成熟。
年，我成为了浙江省工商银行国际业务部的一名职员。
每天穿着脏兮兮的西装，银行发的领带有两条，一条红的一条蓝的，一三五戴红的，二四戴蓝的。大家的衣服都很脏，一年到头都不洗，脖子上的领带油得发腻。
几年时间，我过着“卡夫卡式”的生活，在银行的小格子间里，对着电脑，消磨时光。我半天把活干完了，就看看书，写写东西打发时间。和小时候一模一样。
年，我在《十月》杂志上发了两篇短篇小说。一个全国性大刊物，我的文章从无数来稿中被选中，这挺不容易的。
很奇妙，《十月》也是我最新长篇《李美真》发表的地方，主编也是同一个人，陈东捷。
某种意义上，《李美真》也是我的处女作，是一个新的起点。20年了，像一个环形的轮回。
在银行工作的第四年，我终于受够了这无聊透顶的生活，辞职去了都市快报，一家正在蓬勃发展的都市报。
我在副刊做读书版编辑。经常没看完一本书，就要随便写一个推荐语、书评，我特别厌恶这个事情。
报纸是快速的。我不喜欢短暂的、喧嚣的东西，我想要能经受时间考验、能留存的东西。
年2月，过完年，我辞去了报社编辑的工作，决心在30岁来临之前写一本小说。这年我28岁。
太太理解我、支持我的决定。我特别感激她。
太太是我工商银行的同事，在银行那几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太太，世界上最好的太太。
她有自己喜欢的事业，也鼓励我追求自己的热爱。
05一个幸福而疲惫的新手爸爸
辞职后，我和太太住在采荷新村，我们养了一条大狗，名字叫千寻，是太太取的。它是世界上最温柔的一只金毛，每天就它和我一起呆着，我从早写到晚。
连续埋头写作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老是呆在家里，就特别想见人。我特意坐公交车到太太单位去吃晚饭，想在公交车上看看人的面孔。
每张面孔都生动可爱，特别美，不管是什么样的长相，都有一种特殊的存在的美。我贪婪地看着他们，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各种各样的感觉汹涌而来。
一切还算顺利，年3月开始写，8月就写完了，不到五个月，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不失者》。
但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地方愿意发表或出版。
它就像个流浪儿一样在全国几乎所有的文学杂志和出版社转了一圈，谁也不愿收留它。它像回力飞镖一样稳稳地回到我手里。于是我把它塞进抽屉。
我还能怎么办？在很大意义上，我已经实现了对自己的承诺：我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并已经尽可能把它做好，虽然没有人承认——除了太太，她一直觉得它不错。
离自己的三十岁还有一年。出于写完长篇后的巨大虚空和迷茫，我又重返社会。先是报社，然后是在《西湖》杂志做小说编辑。
这段时间我几乎没再写小说。
无论如何，我对自己说，你已经创造了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我决定再创造一件——我和太太决定生个孩子。
年2月24日，正月十六，在医院待产的那一天，我正着读保罗·奥斯特的《神谕之夜》，蓝色小开本的paperback，他的语言很有节奏感，用词特别简单，适合一个英语入门者。
保罗·奥斯特为我打开了英语文学的大门，似乎冥冥中已有一条早已铺设好的路径，我正在不断走向它，而此时的我并不自知……
上午9点21分，儿子孔象象出生了。
跟世界上所有婴儿一样，他也是一个小天使与小魔鬼的混合体。一方面，他是那么可爱、柔嫩、美好；另一方面，他又是那么吵闹，那么不可理喻，那么让人操心。
我记得他的第一次微笑，像光一样照亮了整个房间，也记得半夜抱他抱得胳膊仿佛要熔化。
摇篮曲是翻来覆去连在一起搭配有点奇怪的两首歌：李克勤的《护花使者》和伊基·波普的《没劲》。
我记得他天籁般的牙牙学语，一种只有我们能听懂的语言，也记得他连续一小时的嚎啕大哭，直到嗓子哭哑。
还有他波洛克风格的抽象画，苹果泥的做法，尿不湿的重量，怎样给他洗澡，怎样测试牛奶温度，半夜准时惊醒，医院……
孩子出生后的两年，可能是我一生当中迄今为止最疲惫不堪的日子。虽然有父母帮忙，但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坚持自己带孔象象。
总之，那是一种混合着平静与崩溃，快乐与疲倦，深爱与逃离的复杂感觉，一种进入新角色的兴奋兼不适——就像第一次变形的变形金刚。
当太太恢复正常上班后，我带孔象象的时间渐渐超过了她。我觉得很幸福：一个幸福而疲惫的新手爸爸。
此时，我开始阅读英文小说，像无意间打开了一座宝库。我真正爱上了英语。我爱上了它的简洁。它的精确。它的节奏感。它的音乐性。
年，我翻译的《幻影书》，我最爱的保罗·奥斯特作品，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幻影书》是署上我名字的第一本书。读者的反响热烈——当然，主要是因为小说本身。我的译者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06中国的村上春树
年，我又想翻译一个短篇小说集《生日故事》。我打电话给上海译文社的编辑冯涛，希望他能去问问能否买到版权。
这本书是村上春树编辑的，里面包含了十几个欧美优秀作家的短篇小说，以及村上亲自写的一篇，每个故事都与“生日”相关。
我和冯涛聊起村上春树，发现我们都是他的书迷。我随口说：“我还写了一本很像村上的小说。”他也许是出于客气，说：“那你发给我看看。”
看着邮箱里书稿发送成功的提示，我心里没有报任何希望。
迈进年，我总觉得《不失者》在呼唤我，它在说，我要出来。
几天后，我在《西湖》杂志社的老旧办公室里，接到了冯涛的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有几分激动，他说他把书稿打印出来，每天上下班在地铁上看，两天就看完了。
他说，他要出版这本书，他将马上去和领导汇报，尽力争取。
我特别惊讶，激动，又惊喜，觉得不可思议，似乎冥冥中有什么，早已设定好的未来，正在发生。
一个礼拜之后，我接到电话，领导同意了。之前焦急、不安、患得患失的心情，一扫而空。后来我才知道，冯涛为了出版《不失者》，和领导交涉了很久。
上海译文社是出版外国文学的，一般不出中国作家的书。冯涛是厄普代克、苏珊桑塔格的编辑，是他和领导力争要出这本书，才有了这样的结果。
我当时就在心里，给自己下了一个目标：我希望这本书做得很漂亮，希望卖一万册——还真的都达到了。
年，《不失者》终于问世，先是发表于《收获》长篇小说专号，随后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冯涛的品位和审美都特别棒，《不失者》的黑色封面上，是用印钞的机器压出来的迷宫花纹，至今我也非常喜欢。这本书出版后，果然卖了近一万册。
读者的反响有多种声音，有人说我模仿村上春树，他们叫我中国的村上春树，喊我村上小雷。
20年前，我迷上了村上春树，那时候大部分人还不知道他是谁。
在银行工作时，宿舍在华藏寺巷，旁边有个独立小书店，真友书店。我经常会去逛，店里面有各种各样人文类的书。
一开始，我根本就找不到村上春树的书。淘到的第一本叫《青春的舞步》，漓江出版社出的，现在被翻译成《舞舞舞》。
我一看就被迷住了，想找他所有的小说，这非常困难。好不容易，在新华书店买到《挪威的森林》《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和《寻羊冒险记》，都是很老的版本。
村上春树的作品，就像是一个给都市年轻人的生存指南。
全世界的年轻人都是这样，二十多岁，在一个大城市工作，像一个螺丝。
该如何应付这个大都市？村上春树教会我们各种方法：用喜欢的音乐、书，搭起一个小型避难所，在里面，什么都打扰不了你，你也不会受伤害。
一代又一代人会去读村上春树，也许是因为年轻人都有相同的困境。
有一次在微博上，我看到一个高中女孩的留言，她说《不失者》陪伴了她整个青春，从初中到大学，她看了无数遍，这本书影响了她整个人生。
《不失者》出版后，我再次决定辞职，回家做一名“家庭主夫”。
我不想浪费生命，哪怕只浪费一丁点都不想。我已经33岁，不再年轻，我想把所有精力都投注到我认为最重要的两件事上，写小说和带孔象象。
到年，孔象象上幼儿园的三年，首先映入我脑海的是一幅场景。不，不仅是场景，那更是一种触觉，一种温度。
只要天气许可，我就骑自行车送他去上学。他会在后面的儿童座椅上摇来晃去，大声说话、发呆，或者发出各种怪音。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到了幼儿园对面的那个十字路口，当我停下等红灯的时候，他就会从背后抱住我的腰，把整个小身体都靠在我背上。那只有一小会儿。就像一个小小的仪式。
我能感觉到他小胳膊的力度，他的体温像枚小印章一样印在我身上，也印在我心上。
正值上班高峰，周围一片喧嚣，到处是涌动的车流和人流。但我心里柔软而宁静，同时充满勇气。
这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可以面对任何痛苦和艰辛，那些来自写作不顺利的焦虑。
如果我下决心作为一个小说家存在下去，必然会很艰苦，但我仍在坚持。
从年到年，我花了16年，才写出自己的第二本小说。现在，可以说，我已经从村上的阴影里走出来了。
我创造了《李美真》，而《李美真》也拯救了我。
07想向上帝下一个订单
年九月，我再次来到北京，此时，我的电脑里已经有十二万字。这次我要在北京待整整一年。
我是来上鲁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一个写作研究生班。但这次我住在鲁院的另一个校区，位于慈云寺附近。其实，说实话，我来的真正目的：在北京写完《李美真》。
就在我抵达北京的第一天，准确地说，就在我走进房间不超过半小时，我的行李箱刚打开，还摊在地上没整理。
在我的红色笔记本里，我记下了一些奇妙的呼应。
比如，几乎完全是无意识地，我恰好在9月11日这天开始写《年9月11日》这一章。
在某个时刻，我惊喜地发现，我在小说里创造的人物“鲁滨逊老头”，以及随后的“J·尼奥”完全脱离了我的控制。
他们开始妙语连珠滔滔不绝。他们提出各种奇谈怪论。他们仿佛拥有了自由意志。他们仿佛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想像力。而我则从原本的创造者，变成了一个观察者，聆听者，记录者。
有一天，我偶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