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史”批评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是以“史”的视角观照其他作家作品，表现为将作家作品比拟为史传进行阐释与批评。在中国古代文学“拟史”批评中，“拟《史记》”批评由于其发生的频繁性、广泛性，已经从一种文学现象上升为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拟史”批评根源于儒家文化深刻的宗经重史思想。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即流露出“窃比《春秋》”的拟《春秋》动机，这使得《史记》在思想内容上具有了更加宏厚深远的寄托意义。其后因单篇流布，《史记》多有亡逸。西汉元成年间褚先生仿《史记》体例补写亡篇，可视为最有代表性的拟《史记》创作。其后班氏父子补《史记》记事所未及，断西汉一朝为限以成《汉书》，开创了断代史的先例，成后世史书不易之体。然《汉书》仍以《史记》纪传体为祖，未泯灭司马迁发凡起例之功，故而后世多有将杰出的史书比拟为《史记》的现象。明代归有光甚至提出了“二十史皆为《史记》”的说法。
唐代古文运动奠定了《史记》的文学经典地位，此后，其他文体中“拟《史记》”批评现象层出不穷。散文领域，《新唐书·柳宗元传》谈到韩愈评柳宗元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而柳宗元作的《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中也说“迁与退之，固相上下”。到宋代，苏轼评价欧阳修“记事似司马迁”。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二书》中提到张方平见苏洵之文“以为似司马子长”。唐宋八大家多有被比拟为司马迁的现象，即便被时人称“不好《史记》”的苏轼，王安石也称其所作《表忠观碑》“似司马迁”。元代杨维桢《吊谢皋父》中称谢皋羽“诗似二李，文似太史公”。明代前后七子文学复古以《史记》为旗帜，相关文论更是将“拟《史记》”批评发挥到极致。明代黄省曾《与李献吉书》称李梦阳“古文奇气俊度、跌宕激昂，不异司马子长”，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康公海行状》称康海“议论如孟轲，为文类马迁”，康海在《渼陂先生集序》中称赞王九思“叙事似司马子长，而不屑于言语之末”。与复古派相对的唐宋派茅坤在《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中自述“少喜为文，每谓当跌宕激射似司马子长，字而比之，句而亿之”；归有光在《五岳山人前集序》中称自己“性独好《史记》，勉而为文”。清人唐鉴在《法镜野先生》中称赞“天下言文者归太史公，而明归熙甫。学之，为能神似”。“归震川似《史记》”是明清学者的共识。到清代，桐城派先驱戴名世对《史记》文法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徐宗亮《南山集后序》称“当时固有称其文得太史公逸气者”。姚莹将姚鼐拟作司马迁，在《识小录》中曰：“惜抱轩诗文，皆得古人精意，文品峻洁似柳子厚，笔势奇纵似太史公。”由此可见，“拟《史记》”批评作为散文领域的一个重要观念，代不乏人，对文学创作与审美都有着重要影响，甚至影响到国外作品。近代黄遵宪评价日本古贺精里《赠茶博士某序》曰：“叙述茶事甚详，而抉剔弊窦，曲尽情状，如太史公《货殖传》《平准书》。”
在诗歌领域“拟《史记》”批评同样影响广泛。宋代苏轼首先提出“杜甫似司马迁”的议题。杨万里在《江西宗派诗序》曰：“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东坡云：‘江瑶柱似荔子。’又云：‘杜诗似《太史公书》。’不惟当时闻者呒然，阳应曰‘诺’而已，今犹呒然也。非呒然者之罪也，舍风味而论形似，故应呒然也，行焉而已矣。”强调了“以味不以形”的逻辑思维，对“杜甫似司马迁”的解读重在风味而非形似。刘克庄《跋郑大年文卷》曰：“余尝谓作文难，论文尤难，貌似者不若意似。……意似者，杜诗之似《史记》也。”此说着眼在杜诗与《史记》的“意似”而非“貌似”，与杨万里“以味不以形”之说名异实同，皆是对苏轼之论的深度解说，而其实质则侧重的是杜诗的诗史价值。这一观点在注重辨体的明代受到批判，杨慎《升庵诗话》曰：“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谢肇淛《小草斋诗话》中也认为：“少陵以史为诗，已非风雅本色。”基于此，清代学者对此题进行修正。沈德潜《说诗晬语》曰：“五言长篇，固须节次分明，一气连属。然有意本连属，而转似不相连属者：叙事未了，忽然顿断，插入旁议，忽然联续，转接无象，莫测端倪。此运《左》《史》法于韵语中，不以常格拘也。千古以来，且让少陵独步。”将“杜甫似司马迁”的讨论局限在五言长篇。王士禛又着眼于七言歌行，其《渔阳诗话》曰：“七言歌行，杜子美似《史记》。”方东树《昭昧詹言》中也总结七古曰：“诗莫难于七古。七古以才气为主，纵横变化，雄奇浑颢，亦由天授，不可强能。杜公、太白，天地元气，直与《史记》相埒，二千年来，只此二人。”并由此深入杜诗叙事的研究：“欲知插叙、逆叙、倒叙、补叙，必真解史迁脉法乃悟，以此为律令。”至清末刘熙载《艺概》总括而言：“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毕仲游但谓杜甫似司马迁，而不系一辞，正欲使人自得耳。”最终完成了对宋人“杜甫似司马迁”论题的修正，使得其被限定在五七言古体诗领域，成为中国诗学史上的重要命题。
诗文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文体。诗文之外，其他文体作品中“拟《史记》”批评也层出不穷。小说领域，明代金圣叹提出“《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的重要观点，将《水浒传》拟作《史记》进行叙事、写人等文法方面的评点，其后清代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也将《金瓶梅》与《史记》比拟，认为“惟《金瓶梅》纯是太史公笔法”。戚蓼生《石头记序》将《红楼梦》与《史记》比拟，称《红楼梦》“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冯镇峦《读聊斋杂说》曰“此书即史家列传体也，以班、马之笔，降格而通其例于小说”，并认为“《聊斋》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仿《史》《汉》遗法，一书兼二体”。拟《史记》评点现象在明清小说评点中不胜枚举，成为小说评点的重要观念。
此外，辞赋领域，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曰：“太史公《伯夷传》，苏东坡《赤壁赋》，文章绝唱也。其机轴略同……东坡步骤太史公者也。”将《赤壁赋》与《伯夷列传》类比。清代王芑孙将庾信《哀江南赋》比拟为《太史公自序》，曰：“以庾子山《哀江南》而论，其悲壮雄俊，沉郁顿挫，为六朝以来所仅见，后人谓其神似《太史公自序》。”戏曲领域，明代韩邦奇最早将关汉卿与司马迁并举，胡应麟《少室山房曲考》谈到“今王实甫《西厢记》为传奇冠，北人以并司马子长”；金圣叹同样将《西厢记》列入“六才子书”，用与《史记》“一副手眼”进行评点；晚明孟称舜称赞元人武汉臣《天赐老生儿》曰：“如此剧与《赵氏孤儿》等白，直欲与太史公《史记》列传同工矣。”可见“拟《史记》”批评在戏曲领域同样影响深刻。
“拟《史记》”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观念，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价值。正如清代尤侗在《艮斋续说》中评价诗歌领域的“拟《史记》”时所言“杜诗似《史记》，不但为太史公增价，并为工部雪冤矣”。“杜诗似《史记》”的论题，对《史记》与杜诗的经典建构皆有价值。不同文体领域共有的“拟《史记》”批评反映了《史记》传播的广度与文学影响的深度。不同文体在文学功用、接受群体、审美特征等方面皆有区别，而不同领域的“拟《史记》”批评都将《史记》视为重要的文学经典而树立，反映出《史记》在不同维度的经典化过程。同样，依赖“拟《史记》”批评，不同文体寻找到彼此间的共通之处，从而为文体之间相互渗透与学习提供了可能，进而推动了中国古代文体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刘彦青，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