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莫雨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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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散文，在我这里，指他年后创作的散文。
年至年，汪曾祺也创作过一些散文。这些散文，可分为两个时段：至年，至年。前一时段的散文，与他年前的大部分小说一样，有很浓的“现代主义”味道，读来诘屈聱牙。诘屈聱牙，并不指其文字、句式，而是指其章法、意蕴。跳跃得看不见跳起、升高、跌落的轨迹，看不见着地时应该在沙地上留下的脚印；灵动得东一榔头西一锤，前面大红后面浓绿，令人找不着北。好不容易领会其意蕴一二，但认真思索却什么也没抓住，文字在眼前实实在在，文字背后的东西却难见其庐山真面。后一时段的散文，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政治语氛，可以看到在时代潮流里努力“向上”的汪曾祺。虽勉强也有汪曾祺的味道，但更多的却是时代的印痕，一读便知其底里、意蕴。这些散文，我不敢说其不好，但我不喜欢，我所概括的他的散文的特点，无法涵盖它们。
喜欢汪曾祺年后创作的散文。虽然，喜欢得很浅显甚至浅薄，是停留在表面的对文字的喜欢，对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士大夫”意蕴和“人道主义”情怀，感悟并不真切，但还是不依不饶地喜欢，一读再读，不觉繁复。
汪曾祺散文，很散淡。散，是散文的固有特征。汪曾祺散文的散，散得无边无际，可以从东山散到西天，从域内散到境外，从当下散到古时，从此者散到他人。如果说散文与随笔有区别，那么，汪曾祺的散文，随笔的特征要远远大于散文。紧跟在散之后的，是淡。平淡，行文如拉家常，娓娓道来，行云流水般自自然然。浅淡，字里行间几无深文大义，抒情是随随意意的，说理是平平实实的，少激越愤懑，无悲怆呼号。淡然，世事、人生、过往、当下都看得很开，对事理穷根究底却不纠缠，对生活品咂咀嚼却不贪嗜。散与淡，在汪曾祺的散文里，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双面，散是淡的形式，淡是散的结果。
年，汪曾祺写过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发表于《福建文学》年第1期。浓郁的亲情，却写得既散且淡。写父亲“绝顶聪明”：“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很不同一般。“我母亲死后，他亲手做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这里本是可大煽其情的地方，但汪曾祺却只淡淡地写道：“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的花素色纸作衣料，单夹皮棉，四时不缺。”
写父亲“很随和”：“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只淡淡地写“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孩子们“身心都极畅快。”并不写一般人都要写的父子亲情。写父亲“对我学业是关心的”：“我小时也喜欢画画，但他从不指点我”，“我写过一阵‘圭峰碑’和‘多宝塔’以后，他建议我写写‘张猛龙’。”“建议”一词很有味道，很能体现汪曾祺行文的淡。写“我十七岁初恋”“他在一旁瞎出主意！”写“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叙述散散淡淡，文字平平实实。有细节，却不繁复，写一事，往往只三五几句，散得零落，甚至有点“乱”。多记事，几乎不抒情，只叙述，基本没议论，淡得超然，有些令人怀疑：这真是写父子亲情的文吗？
汪曾祺散文的散淡，不仅体现在文字上，也体现在布局上。汪曾祺喜欢跳出固定的范围：本写此事，写着写着，却突然从此事岔开，写他事。这也是一种散，散得很有味道，亦可从中领略汪曾祺散文的好。年2月，汪曾祺写过一篇《金岳霖先生》，载于《读书》年第5期。
写到金岳霖先生的衣着，很简略：“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写完，笔触突然岔开，岔到闻一多的衣着：“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写完衣着，还继续往岔，岔到“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上，“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汪曾祺散文里，这样的岔笔，到处都是。他的岔开，很自然，不生硬，仿佛荡秋千，起起落落，高高低低，发衫飘摇，很惊艳。我将他这种不经意其实有深意而岔开的写法，称之为“荡”，称他这样的笔触为“荡笔”。很喜欢他的这种“荡笔”，轻轻一“荡”，“荡”得千娇百媚，“荡”出风情万种。
汪曾祺的散文，虽然散得无法捉摸，淡得山高水长，其实却有“匠心”隐藏其中。这“匠心”，就是典雅。多读多看，慢慢咀嚼，细细品味，会发现：汪曾祺的散文虽然散淡，平实，但其字、词、句，都经过细致的锤炼，很下过一番琢磨功夫，准确，生动，恰到好处，非它莫属。这种细致的锤炼，不动声色却大有深意，看似平实却典丽文雅。汪曾祺的文字，有桐城派、归有光散文的深厚底子，有文言文甚至骈体文的些许影子，但读来却不聱口，自然平和，顺畅平实。典雅，或许可谓文味；典雅，通常与高雅同义。汪曾祺散文的典雅，很雅很有文味，却不见其高，甚至无高可显。这是高水准，是大境界，没有对文字熟稔之极的掌控，无法达到这样的高度，虽非匠心独运，至少可谓深得文字三昧。
年第一期《滇池》，刊载过《昆明菜》一文，系汪曾祺“昆明忆旧之七”。《汽锅鸡》一则里说：做汽锅鸡要用武定肥鸡，“鸡瘦则肉柴，肥则无味。独武定肥鸡极肥而有味。”又说：“昆明旧有卖爊鸡杂的”，“鸡肠子盘紧如素鸡，买时旋切。耐嚼，极有味，而价极廉，为佐菜下酒妙品。”一句“瘦则肉柴，肥则无味”，一个爊字、一个佐字，尽显文字风流，读来赏心悦目。年5月，汪曾祺写过一篇怀念沈从文的文章《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刊载于《人民文学》年第7期。
写到沈从文与“杨振声、张奚若、金岳霖、朱光潜诸先生，梁思成林徽音夫妇”的交往时说：“他们的交往真是君子之交，既无朋党色彩，也无酒食征逐。清茶一杯，闲谈片刻。”写沈从文“有一阵搜集旧纸，大都是乾隆以前的。多是染过色的、瓷青的、豆绿的、水红的，触手细腻到像煮熟的鸡蛋白外的薄皮，真是美极了。”其“既无朋党色彩，也无酒食征逐”一句，特别是“酒食征逐”一词，其瓷青、豆绿、水红的颜色，尽得古韵遗风，有文言味却又平顺自然，一点也不做作。
汪曾祺散文文字的典雅，不以多取胜，重在得当。往往就那么一两句，效果特别明显，令人感受到、体会到文字的精致、细腻。比如，《藻鉴堂》里的“花木无言，鸟凫自乐，得园之趣，非白日摩肩继踵的游人所能受用。”比如，《钓鱼台》里的“行人从潭中的堤上走过时，不免要向东边看一眼，看看可望而不可即的钓鱼台，沉沉烟霭，苍苍树木。”比如，《水母宫和张郎像》里的“晋水流经之处稻麦丰盛，草木华滋，女郎俊美。”比如，《初识楠溪江》里的“迈过这棵大盆景，抚树一望，对面诸峰，争先恐后，奔奔沓沓，皆来相就。”比如，《自报家门》里的“蜈蚣在天上矫夭摆动，跟活的一样。”例子很多，随便翻读一篇，都能找到。
与典雅紧密相连的，是书卷。汪曾祺的散文，有浓浓的书卷气。书卷气，处理不好，就会“吊书袋”。汪曾祺处理得很好，文章里满满的书卷气，读来令人舒爽，令人长见识，更重要的是，几乎感觉不出来。书卷气，以广博的阅读、丰富的学识为基础，书卷气，是“杂家”“腹有诗书”的体现。书卷气的物质体现，是引用。汪曾祺喜欢引用古典文献资料，来书写笔底的寻常物事。所引之文，涉及广博，杂而多端，但他不卖弄，不炫耀，不为引而引，引用得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读他的引文，能于无意间学到许多东西。如果有兴趣、有时间顺着他的引文往下深究，更能在古典文献里读到义理、道统之外的人间风情、世俗生活的温馨温暖。
年，汪曾祺写过一篇《葵薤》与《水母》一起，以《随笔两篇》之名，刊发于《北京文学》年第11期。其写“葵”，从汉乐府《十五从军行》说起，说全诗“平淡而真实”，“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也完全能读懂”，然而其中的一句“采葵持作羹”却令他迷惑了多年，直到读了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和《植物名实图考》，才从吴其濬的研究里知道：葵，就是冬苋菜。疑惑虽解，却并不收笔，继续考证葵的前世今生。这一考证，不得了：“葵本是中国的主要蔬菜”，《诗经》《齐民要术》和古诗文常有载咏，“元代王祯的《农书》还称葵为‘百菜之主’。”
但到“明代的《本草纲目》中已经将它列入草类，压根儿不承认它是菜了！”《十五从军行》也读过，读时没想过“采葵持作羹”一句里的“葵”是什么，读完，也就完了。读了汪曾祺这篇文，才知道一个简单的“葵”里，有这么多的生活、历史、文化。只是，要弄清楚这些，没有深厚的积累，是不行的。读后，把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和《植物名实图考》买回来，只是一直放在书柜里，连塑封也未打开。这样的例子，在汪曾祺散文里随处可见，特别是在他的游记里，体现得最为充分。他的游记，虽记景色，却不重景色，往往“荡”到人文园地，引经据典，讲相关的历史、掌故、传说等等。不管别人怎么看，至少我读来，很觉过瘾，很有味道。
汪曾祺的散文，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有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年5月25日，毕飞宇在浙江大学作过一次题为《倾“庙”之恋》的演讲，讲读《受戒》的感想，颇引人深思。毕飞宇说：“汪曾祺写《受戒》，‘年’既是一个写作时期，也是一个写作前提。我常说，作家在什么时候生是重要的，作家在什么时候死也重要。汪曾祺如果没有熬到改革开放，没有熬到新时期，他要是在年之前就死了，汪曾祺的价值起码要打九折，他远远没那么贵重。”（人民文学出版社年2月版《小说课》第—页）我对汪曾祺的文学价值判断，比毕飞宇更甚：汪曾祺百分之九十九的价值，存在于他年后的作品里。这个折扣的确很高，但我的感觉，就是如此。
汪曾祺的散文，或许不想通过书写，爬疏出什么高深的道理；或许想，却偏偏将其深深地隐藏起来。他细细写来，娓娓道来，把景、物、事、人、情，写得新鲜灵动却又文雅端庄，活色生香却又淡然出尘。汪曾祺的散文在我这里，有一种散淡典雅的视觉印象和丰盈丰富的大脑记忆。读汪曾祺的散文，是透过滚滚红尘向远方、向天边的眺望，我喜欢这种不切实际的眺望。读汪曾祺的散文，是对世俗生活、庸常情绪的抵抗，我愿意借助汪曾祺散文的力量，抵抗自己的庸俗，抵御向下沉沦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