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史中，严复是一个“尴尬”的角色。他赞许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却难以割舍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并不排斥纳妾甚至吸鸦片。他大力倡导引进西方的科学知识，但对宗教信仰又怀有深深的敬畏和迷恋。正如本期专题名字中的“双面”，在严复身上，我们能看到多重矛盾撕扯的张力。后人讲述历史，总好将人以“主义”归类，但他们会发现，严复的思想好像很难以任何一种主义概括。
年，历史学者黄克武出版了专著《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研究》。书名中的“调适”，不仅高度概括了梁启超的思想特点，它同样也适用于形容严复思想的这种“尴尬”和复杂。从那一年的夏天始，黄克武跟随学者墨子刻（ThomasMetzger）研究严复的《群己权界论》，并逐渐感受到与严复之间强烈的心灵共鸣。
这次研究的最终成果《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即约翰·密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被墨子刻评价为在当时推进严复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书中，黄克武对严复翻译密尔名作《论自由》的过程进行了极为细致的考察，并从文本比对中发现了严复对密尔的种种误读。他对于“权利”、“隐私”、“意志”、“理性”等带有明显西方个人主义色彩的词汇极为隔膜，翻译得并不准确。他认识论上的乐观主义，也令他难以揣摩密尔基于悲观主义认识论的遣词造句，常常用道德判断语句取代道德中立语句。
类似的问题同样也发生在严复翻译《天演论》的案例中。翻译是严复之于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大贡献，也是黄克武研究严复的起点。在此它并非是一项转译的技术，更已成为理解严复的一个重要隐喻。作为一名在思想观念上“中西合璧”的知识人，他通过对西方思想的理解和批判，转化出属于自己的宝贵思想资源。尽管这种充满着“折中”色彩的思想资源，往往成为历史中“被放弃的选择”。
今年，黄克武写作的严复传记《笔醒山河》出版，同时他也接受了我们的专访。在采访的最后，他评价：“严复始终是一个孤独的人”。影响最广、意在强调互助的《天演论》，被民众简化理解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站在时代前列引进西学，最终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视为“保守”的批判对象……联想到严复的这些遭遇，这句评价恰如其分。但也正因孤独，严复的思想也与各路思潮保持着距离，成为我们反省历史乃至观照现实的另一种“可能性”。
时至今日，如何在中国与世界、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个人自由与社群和谐之间寻求一条适宜、平衡而非激进的道路，中国知识人们依然在思索。“其实严复面对的根本问题，过了多年依然是我们面对的问题”，黄克武说。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6月17日专题《分成两半的严复》的B04-B05版。
黄克武，历史学者，牛津大学东方系硕士，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著有《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研究》《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等。
严复一生
都在寻找矛盾和冲突的“统合之道”
新京报：通过你的论述，我们会看到严复的求学经历、官场经历乃至感情经历，都对他形成自己的思想风格有很大的影响。概括来看这是一种中西之间的“平衡”或者说“持中”。他一方面大力引进西方的观念，同时也坚守着诸多传统价值。那么在你看来，在严复这种“中西合璧”的思想中，何者更为其根本？对严复来说，影响最深的中国传统思想是哪些？
黄克武：中西合璧的确是一个很高的理想与很大的挑战。这一条思路继承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而来，然而他比张之洞更开放，也更了解西方。他所说的“体”的部分，首先在政治架构上不是张之洞所说的专制体制，而是接纳西方的民主共和体制。在精神层面，他肯定儒家伦理（尤其是孝道）、佛道智慧，并坚持以桐城古文接引西学。这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观念的肯定成为一个新的“体”。至于在“用”方面他和张之洞一样，肯定西方的科学与技术。严复以一种新的“中体西用”来追求“中西合璧”。
《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作者：黄克武，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年3月。
新京报：严复的思想自身包含着诸多内在的张力和矛盾，比如西学和中学之间的，比如个人自由和社群之间的。但同时，你在书中也提到，尽管他的思想出现过比较大的转向，但总体上“仍然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严复身上的这种矛盾性和一致性？它们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
黄克武：严复一生无论在生活与思想层面都有不少的矛盾与冲突，这些矛盾与冲突主要来自张灏先生所说的“转型时代”。他所处的清末民初时期，一方面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另外一方面是中学与西学相互冲击的时代。他受传统影响，又想批判传统追求现代，可是传统的烙印却挥之不去。
他是中国第一代去英国留学的留学生，是西学的开山人物，然而他在吸收西学的时候，又自觉与不自觉地从中学的角度来吸纳、批判西学。在生活上也是如此，他批判八股文，然而为求升官不得不考科举，却又四度名落孙山。他深知烟瘾害人，自身又无法戒除。他满腹经纶，虽能“坐而言”，却无法“起而行”，不能像日本的伊藤博文那样返国之后“得君行道”。他肯定民主与科学，却主张以调适、稳健的方式来追求理想，在“五四”以后“激进化”的反传统时代中反而被国人讥为保守、落后。总之，他不断地拉扯于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际。虽然有上述的矛盾与冲突，他一生却希望能“会通中西”，能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统合这些矛盾之处，此一努力是否成功可另当别论，然而这一思路是有价值的。
翻译《天演论》，
恰是为了反思“物竞天择”
新京报：严复翻译《天演论》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社会观念的革新，更是一种宇宙观的革新。上海师范大学的学者张洪彬在《祛魅：天人感应、近代科学与晚清宇宙观念的嬗变》一书中提出，《天演论》会迅速为国人所接受，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其中蕴含的思想与西方的机械宇宙观有别，而与中国传统的有机宇宙观极为相近。你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黄克武：张洪彬的看法与我很接近，但不完全相同。他指出严复所译介的《天演论》与中国本土的有机宇宙观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使国人在接受天演论时更为顺利。因为有机的宇宙观认为：一、万物源于并非人格化的上帝，而从起点到纷繁复杂的万物之间，存在着演变、发展的过程，且发展过程是有规律的。这三点与天演论有相似之处，所以严复很容易地透过《易经》、宋明理学与佛教的概念来阐释天演论。我在书中有一节讨论佛法与天演就是介绍严复在介绍天演论时很清楚说明了赫胥黎书中所说佛学中“果报”与“业”的观念和遗传学有相合的地方。严复对此又以按语加以解释。这种“格义”的方法使国人很容易了解天演论。这可以解释天演论在中国没有遭遇到强烈的抵抗的一个原因。相对来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与西方基督教中“上帝观念”、“创世神话”却有很深的矛盾。
新京报：许多论者都曾提到时人对《天演论》的误读，比如贺麟就曾指出人们对《天演论》的理解局限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严复其实并未宣扬纯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你认为造成这种误读有哪几方面的原因？严复本人怎么看待这些理解？
黄克武：《天演论》问世之后得到很大的回响，我在书中“天演惊雷”一节介绍了许多人读过《天演论》之后的反应。的确此书文字典雅、思想深邃，一般人不容易有深入的认识。这也产生了“误读”的现象。最大的误读就是局限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口号。《天演论》一书一方面确实重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是同时严复与赫胥黎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