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赵衡是晚清民国时期桐城派的后劲，从吴汝纶、贺涛等人游，传承桐城古文义法，是桐城派莲池文系的代表人物。其史论文最有价值，以抉发士人精神为核心，呈现了桐城古文义法的丰富内涵。学诗受吴汝纶、王树楠影响，取径唐诗，尤重王维、杜甫、韩愈、李商隐。推崇温柔敦厚的诗教和性情之真，欣赏融合学问、性情、时事而“非唯有以见其为人，抑实与治国闻有资焉”的清刚雅健之美。其诗散佚各处，今因整理《叙异斋文集》，从《赵衡信都书院文卷》中辑录其诗37首，以见其诗歌创作大概。
关键词：桐城派赵衡叙异斋文集
晚清时期，曾国藩北上任直隶总督，有感于畿辅地区文教事业受科举功名和世俗文化的影响，无法适应时代变局的需要。如他在江南的设施一样，以桐城派古文和学术为中心，着手在直隶兴起文教，培养人才。数年之间，直隶学风和文风为之一变。此后曾门弟子张裕钊、吴汝纶等人先后主持直隶莲池书院，培育了一大批精通桐城古文的经世博通的直隶士人。其中著名的有贺涛、王树楠、严修、李纲己、高步瀛、尚秉和、贾恩绂等数百人之多，并与当时受桐城派影响的南北文士如范当世、严复、柯绍忞、马通伯、姚永朴、姚永慨、傅增湘等人声气相应。他们在晚清民国时期文学、教育、政治、实业等多个领域影响巨大且深远。赵衡是这一群体的重要成员。
赵衡（-），字湘帆，直隶冀州人。幼年从同里金正春受李塨《小学稽业》《大学辩业》，笃嗜颜李学派的“六艺教学”之说。以此学应郡试，知州吴汝纶欣赏其才，使从王树楠受经学于信都书院，深得汉学考据训诂的要旨。于是吴汝纶招致门下，授以桐城古文义法。贺涛主讲信都书院，又从贺涛研讨桐城文家的古文评点之学[1]。他的学问以颜李学为基础，推崇实学；以考据训诂治经学，探本溯源；以桐城古文经纬经济、学问，传载斯文斯道，深具晚清民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品格和精神。赵衡的文学创作也深受其学术的影响。他长于史学，其史论文最有价值，以抉发士人精神为核心，呈现了桐城义法的丰富内涵。在新的文化背景和文学思潮中重估了古文的体制、语言形式、思想内容和审美特质，从古文旧风格中开出了新思想与新境界。学诗受吴汝纶、王树楠影响，取径唐诗，尤重王维、杜甫、韩愈、李商隐。推崇温柔敦厚的诗教和性情之真，欣赏融合学问、性情、时事而“非唯有以见其为人，抑实与治国闻有资焉”[2]的清刚雅健之美。当时名流如徐世昌、梁启超、赵熙、杨增荦等人均称赏其古文，视为桐城派后劲。著《序异斋文集》八卷，诗集若干卷。
一、赵衡古文的士人精神与
“寓言”之法
赵衡的古文宗尚韩愈、曾国藩，以发扬吴汝纶、贺涛的古文理论。刘声木认为其文：“锤凿幽冥，融金开石，翔潜于浩渺荡谲之境。散遏掩抑，駴骇听睹，若湖海之吐纳蛟螭而时露其笋帘，实有独到处。他人莫能及，断然为一代之文。”[3]徐世昌序其文集也说：
夫文所以经纬万端，迎运万变。不有质朴之词，何以穷幽杳无极之理；不有葩华之藻，何以尽天地雄奇瑰怪之观。屈宋扬马以质直之气驱遣其丰华丽缛，滔荡拨洒之文。韩公取汉文之气体，扬马之奇变，而内文薄物小篇之中，其貌异，其神同，其所以感駴人神者无二致也。汉文弊而韩公振之，唐宋弊而曾公振之。是以有清文学中兴，诸儒溯源盛汉，进窥周秦，蹴踏唐宋，其风力实足追八代。[2]P11
在徐世昌眼中推动“文学中兴”的晚清人物是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贺涛等为代表的桐城派古文家群体。赵衡作为吴汝纶、贺涛的传法弟子，被徐世昌视为文学中兴的重要力量。当然，赵衡的古文也有其局限性，钱基博先生说：“大抵碑传文以瑰奇穷笔势，仿佛皇甫湜、孙樵学韩一流，而气不能运掉，不免硬砌。议论文以拗折入深际，差似王安石学韩一流，而理不见精透，亦时肤絮。在涛弟子中，不如张宗瑛之鲜明紧健；而视韩门弟子，差胜皇甫湜之肤缛庸絮也。”[4]对其碑传文叙事不能妥帖自然和议论文持论浅显冗繁之弊所见甚当。
赵衡史学深湛，长于史论，其史论深得桐城义法，且有深沉的现实观照。我们就围绕他的史论文来展开论述，探讨其古文展现出的文士精神和桐城义法。在传统中国以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环境中，士大夫是中国文化的轴心。他们的主要责任是“致君泽民”，“上说下教”的人伦教化，一面是民众的代表，一面是政府的监督。春秋战国以来，无论中华民族内部社会政治文化和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他们始终以一种坚毅弘忍的人格精神担负着文化的重任，并本着“成己成物”“立己立人”的人之自觉欲要在社会实践层面有所作为。[5]赵衡对士人的文化精神和社会责任具有深刻的历史省察，尤其对衰世、乱世中士人表率天下的道德节义论之尤详，寄寓着深沉的现实讽寓。《书新史死节传后》围绕五代武士死节、文人苟且的社会现象展开论述。开篇以“《死节传》为王彦章作也”[2]P12，接续欧阳修为王彦章作传推崇“节义”之意。然后宕开一笔，综括史上“节义”出于乱世，且多出于诵习礼乐的文士群体，引出五代与常理相悖的现象。延续这层意思，从正面梳理庄子、司马迁、班固诸人进游侠，退儒士的深意；从反面叙写汉代以来以儒士治国，贬抑武夫的政策。又叙写乱世武夫捐身赴国难，或力挽狂澜，措置家国数代之安，或视死如归，以身死难的智勇大义，以激荡文气。其后正论士人生死大节，光昭人文的历史价值和生命意义，廓充文境，使之深折荡漾，高华雄茂。此文深刻的触及士人德行的重大问题。士人无恒产而有恒心，春秋战国以来即以自觉的人格精神和文化意识建立起与政统对立统一的道统，以制衡权势集团的政治活动，使他们的政治实践和社会治理在依循客观规律的同时，也接受儒道的价值指引。所以，文士成为反思、传承社会道义的核心与化身。秦汉以来，文人的风节道义即为社会良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社会风俗和政风、学风。赵衡此文为读欧阳修《新五代史·死节传》之作，他以武夫能够在乱世中全节守义，以激文士苟且权门的寡廉无耻，归趣于“终五代之时，全节之士不出于儒臣而出于武夫，而武夫全节之士亦只王彦章等三人而已也，岂不悲哉”[2]P12，为千古乱世士人之操守之谊发一浩叹，未尝不寄寓着对当下士人风节的讽喻之意。吴汝纶认为此文“气体宏放”“醇而后肆”。正论而入，偏侧反复论说，行文时左顾右盼，炼意精核，说理深微透辟。而其情又激愤不流，终归醇古，确实能探古文胜境。
赵衡的史论文揭示了史传的体制义法。文章限于时代，非时代限之，而是文人因主体精神萎缩矮化，自我设限。豪杰之士多能超拔于时代，思接千古，谋于将来。所以，赵衡认为史论文章不应只是客观的考述史实，而昧于义理，无所归趣。而文章的归趣，即是他所谓史传书写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其《京房论》涉及君子仕宦之道。他认为“君子之仕也，达其道也，道不达，以危其身，君子不为也。”[2]P32他故做愤激之语，实至上是要表达对专制王权钳制、迫害士人的不满。高扬士人独立的人格精神，自战国已然。秦汉以后，帝制迭兴，其治国之术多用霸道而以愚民自便为计，士人的生存空间往往艰难逼仄。赵衡文中说：“唐虞三代之时，政自天子出，士苟有以自见，虽直道而行无不可以得志，而试以施之后世，非死则辱，罢犹辜耳。”[2]P32一些士人急于行道，降身辱志，曳裾权门，虽不足多，确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此文深刻体会史家的微言大义，旁见侧出，颇有基于历史理性精神的省思和观照现实的讽诫之义。吴汝纶认为此文“用意反侧激宕”[2]P32，最是文家低徊悠渺的胜境。反侧激宕不仅使文意深折淡宕，也呈现了作者寄寓其中的生命体验、文化省思和情感倾向。“寓言”是史传微言大义的重要呈现形式，赵衡说：“史迁多寓言，其深者至微妙难识，而其略可识者又或为诡谲之辞以掩之，偏宕之辞以乱之，故其书旨趣妙选，读者不厌。”[2]P32《书顺宗实录后》曰：“史家之文大旨在法戒后世。《顺宗实录》于当时弊政权悻小人罪状，直书不隐。虽古良史何以加兹。其所以不及古之人者，文之取材异也。”[2]P35赵衡没有说明韩愈和《史记》《汉书》取材之异到底在哪里，只是指出韩愈做《顺宗实录》实寓有古文“寓言”之法。不仅司马迁、韩愈用“寓言”，他认为欧阳修《新五代史》也用此法。《书新史周世宗家人传后》：“欧史于为人后义每详论之，其言颇辨，意皆为濮议”[2]P51发也。
赵衡不仅发明史传的“寓言”之意，也以“寓言”之法解读史传篇章。《书始皇本纪后》：“迁史多寓言，始皇本纪盖为武帝作也。始皇武帝皆英主，侈心多欲，任用武力，酷烈谀悦之臣穷兵求仙毒乱天下，其行事殆无不同……掇辑事迹，互质对举，以为实录，而使人得识其意于语言文字之外。”[2]P13《书史记汲郑传后》纯用“寓言之旨”体会司马迁《汲郑二人传》之深意。《读仲尼弟子传》认为“迁学通六家，重值武帝之烦扰，故常推崇道德以鉴武帝之失，要归本儒家者流也。迁最喜廉清不阿之士，《货值列传》讥武帝侈心多欲，叙子贡富，益以原宪之不厌糟糠者形之，而是篇又详载其诋子贡之言。”[2]P20数篇文章均以“寓言”体会司马迁作文之意，领略深寓文字声辞之后一代史家在波澜壮阔的史实之后闪耀着的精神意象。但是，古文家读史与经学家、史学家根本的不同在于总是有文辞横亘胸中，通过玩索辞章，还原历史情境，领略史家创意造言的本旨与精神，他们对历史的理性追问往往融于对历史文化精神的情感与艺术体验。所以古文家以“寓言”推求史家本旨难免有过情之处。赵衡《书〈汉书·酷吏传〉后》曰：“民马牛也，羁絷之不施，橛楅之不设，四放不加制，而可以治天下者，吾未之前闻也。”[2]P39又说：“承天子命，来守一邦，坐视其人之为非，一不加禁，且哓哓曰吾用古冶，谁其信之。猛虎扑前，礼服喻以大义，而虎遂逡巡告退者，未之有也。”[2]P39历史的政治实践表明，“刑法”对社会治理有重要作用，刑法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兴革，天下之治乱在刑法之用，而不在立法与否。他这一层意思本不错，但如赵衡所说司马迁作《酷吏传》是讥刺汉武帝刑法之滥，而班固特别推重刑法正面的政治功用，与司马迁旨趣不同。赵衡以班固为是，实则，未必司马迁与班固对刑法之用有轩轾，根本还是时代不同。秦酷烈之后，黄老尚流行，而西汉大乱之后，东汉需纲纪，司马迁、班固所处时势不同，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