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骋
刘绍宽是近代温州著名的教育家、诗人，在经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但他同时是一位著名的古文家。其古文创作在近代温州无人能出其右，所以说他是温州“旧文学的殿军”(蔡元培评李慈铭语)，是温州旧文学的“龙头”。
古文又称“古文辞”，与六朝以来的骈骊文相区别，也可以称“散文”。古文创作，在我国文学史上大概有几个高峰时期，如先秦诸子散文、两汉班马、唐宋八大家等。至清代中叶，安徽桐城姚鼐私淑同乡先辈方苞的弟子刘大櫆，认为方苞的古文是继承了明代归有光，是从唐宋八大家而来，从而桐城派古文风靡天下，被奉为古文正宗，独领风骚两百多年，后由曾国藩开创的湘乡派所取代。姚鼐编有《古文辞类纂》，其后又有王先谦、黎庶昌编的《续古文辞类纂》两种，影响深远。
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厚庄最早学的应该是应试用的八股文、试帖诗。他在原平阳江南张家堡杨家长大，当时张家堡可以说江南的文化中心，先后出过杨慕皋、杨慕侃、杨悌三位举人，厚庄是拔贡，相当于举人，他深受杨家学术氛围的熏陶，而杨家与瑞安孙家很渊源，他们互相切磋。《厚庄日记》光绪十五年()七月廿六日中说：“论时文者曰‘清真雅正’，‘真’字尤要。非止时文，古文、诗词，总以真为主。”“时文”即八股文。《厚庄文钞》除卷一有关经学、史学考据外，卷二第一篇就是《先妣事略》，写他养母杨氏及杨家的情况，写得很“真”，从中也可看出受桐城派鼻祖归有光同题《先妣事略》的影响。桐城派倡导“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两者可以互相借鉴，互相促进，八股文并不是一无是处，写八股文，可以锻炼作者的逻辑思维能力，现在对八股文的评价有点好转，接近中肯。
《厚庄日记》光绪十五年四月十九日记道：“孙蕖田学士锵鸣谓顾亭林真通儒，后儒惟曾涤生可与比并。《续古文辞类纂》，惟曾文最佳，梅伯言已远不逮。曾学最实，其政书上而达官，下而布衣，皆抒写其胸中所得，全无些少意见……此友人子誾所说。”这是慕侃从瑞安孙锵鸣处亲承謦欬得来的古文观点，转述于表兄刘绍宽。慕侃即子誾，擅写古文，杨悌在《故伯兄子誾府君传略》中说：“从瑞安金遯斋游，得孙太仆传录归、方《史记评本》，讽诵不去手，尽得其为文章关键。”
厚庄自己古文创作，除学当时流行的桐城派等外，也学宋代永嘉学派陈傅良、叶适的古文，上溯唐宋、西汉、先秦，更不用说曾国藩开创的湘乡派。年，厚庄因准备再续写《文章称谓》稿，将《续古文辞类纂》一篇篇读过，并且做了札记。年，他还专门读了《古文辞类纂》中的墓志铭类文章。同年10月28日，《日记》中说：“钱基博谓《古文辞类纂》有三本。”然后逐一介绍。其实《古文辞类纂》评点本对写作很有用。此段日记最后说：“桐城弟子以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四人为最。曾文正自成湘乡派，门弟子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亦如姚氏之四大弟子。以上皆钱基博之言也。”年，厚庄七十四岁了，还在温习归有光的文章，《日记》11月5日道：“昨从蔡孟平处借来归震川集志铭类阅之。”并且阅后抄写并撰《震川墓志举例》书稿。
庄教学生古文，也是从桐城派、唐宋八大家开始。《厚庄日记》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七日：“诸生说经书，讲时文外，史，阅《通鉴辑览》；古文，唐宋八家及《古文辞类纂》；诗，《文选》、唐诗。”光绪三十二年()，厚庄到温州的温处学务分拜访孙诒让，“于孙丈处见归选《古文举例》，颇可为中学国文课本”，“归选”即归有光选。后来不在教育界了，他还经常给跟在自己身边读书的学生讲古文。厚庄对《庄子》非常熟悉，也可能缘于曾国藩对《庄子》里的文章推崇备至，这也影响了后来著名的书法家张鹏翼，因为《庄子》是先秦时期最好的文章，是我国文学的源头，如西方的《圣经》一样。
厚庄古文大部分都收在《厚庄文钞》三卷、《厚庄诗文续集》中文六卷、文外两卷中，民国时期温州很多掌故可以在里面找到。因为擅写古文，温州很多人慕名请他写寿序、墓志铭等，润笔收入也不错，而这些寿序、墓志铭等就是一篇篇人物传。厚庄古文各体兼备，记传序跋，志铭寿序等，无不恰如其分，精炼雅洁，正如黄宗羲在《作文三戒》中所说的“铭必应法，寿必相亲；诔视可哀，序视可存”。如《续集》卷六中有《记锦屏峰》一文，短短两百多字，写得曲折有致，富有哲理，非常简洁。
刘厚庄晚年有一位经常和他讨论古文的弟子，那就是后来成为著名书法家张鹏翼，当时张鹏翼随他学古文、诗。张氏有首诗道：“少事文章老未休，苦心煞费灭刚柔。最难叨契两师友，前有龙头后虎头。”注云：“生平师友最相契者，前有厚庄师，后有钵水翁，故云。”“老未休”，鹏翁晚年在县图书馆古籍部工作，据说读得最多的是先秦《庄子》，他的名字也是出自《庄子·逍遥游》第一段：“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龙头”指厚庄，“虎头”指苏渊雷。古文也讲刚柔，如太极拳，如书法，最好刚柔相济，刚健又有婀娜。桐城派偏柔，曾国藩救之以刚。《厚庄日记》年12月15日：“蔡孟平、邱鸣初以《吴烈啸哀輓》来乞阅正，张鹏翼以僧式崇诗序及《黄百川四十寿序》见示，皆佳，雅近桐城文字。”在平阳，除了张鹏翼，厚庄得意门生还有蔡孟平、邱鸣初等，据说也有“四大弟子”。
有次他们讨论古文详略的问题，师生末契，“彼此恍然”，《厚庄日记》年10月14日：“午后至张鹏翼处小坐。鹏翼顷阅《续古文辞类纂》，言吴南屏其父行状甚详，而梅伯言为作墓志铭甚简括。余为言吴挚甫撰其父母甚悉，而张廉卿为作寿序，只撮其纲要数语。王荆公为丁元珍墓志铭，而欧阳公为作墓表，全不相袭。韩文《柳子厚罗池庙碑》，叙柳政绩，与《子厚墓志铭》全不相袭，可知古人立言之法。鹏翼因举顾亭林言古人之文，一集之中，亦无冗复。且称人之善，见于祭文，则不复见于志。见于志，则不复见于他文(复之)，人读全集，可以互见也。又有互见于他人之文者，如欧阳公作《师鲁志》，不言近日古文自师鲁始，以为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见，不必重出。盖欧阳公自信己与范公文並可传于后世也，亦可见古人之重爱其言也。彼此恍然，可得学问相长之益。”
杨悌在《紫霞山馆记》中说：“朋翼从厚庄刘先生游，治古文辞，讲求义法，自韩欧曾王，以至归方姚梅诸家，皆诵读而模拟之，以求合乎古。”可见张鹏翼的古文也是学桐城派，可惜他的古文作品没有保存下来。张鹏翼在书法方面大器晚成，运用鸡毛笔，奇崛古拙，如司马迁、韩愈的古文一样，这与他早期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训练有关。他向初学书者专拈出一个“清”字，可能源自桐城派古文，因为桐城文字讲究“雅洁”，民国时期著名学者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说：“夫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
年，就在逝世前的一年，厚庄读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感慨系之，因为李氏说读了乾隆至道光年间的文集，名家没有几位，尤其叙事的文章“不特无识力，能知剪裁者十不一二”。不会“剪裁”，就是说无桐城派“义法”中的“法”字，言之无序，没有章法，不合逻辑。他说读了越缦的话，“益惶然，故于鹏翼之学文，尚望其出广交游，多所闻见，多所请益，方能有成，吾平太僻陋，学恐难成，余不足为师也”，非常谦抑。西汉司马迁年轻时遍游大江南北，后来写《史记》，气魄大，就有过人的识力，又有如曾国藩所说的古文阳刚之美，雄直怪丽，气象万千。
刘厚庄在《答颜次周书》中说：“顾诸生所求者文也，所缺者学也，文也者根学而出。”只求藻采、文法，是“误于速化之说”。他说：“古今之善言为文者，莫如昌黎韩子，其言曰养其根，竢其实，加其膏，希其光。其致功在读书养气。而于为文，则惟曰陈言务去，曰醇而后肆。”要“读书养气”，“表里交致”，作文才能有大成。厚庄在《答颜书》这篇书信里比较集中地阐述了自己对古文创作的真知灼见。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语)，随着新文学的兴起，作为旧文学中的古文因为失去实用性等原因，“不合时宜”，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即使张鹏翼先生他们学成了屠龙技，也无所用处。但是，对写作者来说，不管新、旧文学，其原理是相通的，新的需要继承旧的，才能更好地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