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这部书一共有四个了不起的特质。
在“史”部——它是正史鼻祖
这是所有人都公认的事实，郑樵在《通志》中形容这部书“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六经之后，惟有此作。”就知道这部书在郑樵心中崇高的地位,而问题在于《史记》这部书从著成之后后世大部分的史书都沿袭它纪传体的体例所有史书的内容都或多或少受到它重要的影响。
而这部“正史鼻祖”为什么能够成为正史的开山始祖呢？原因是因为它首创纪传它首先创立了纪传体中国史书的正式体裁是编年体，按照年、时、月、日的次序，把事情一件一件地往下编往下叙述可是《史记》不是，它的纪传体基本上是以人物为中心为本位，这在中国史学上是石破天惊的事情。因此他为了适应它的要求，他创立了所谓的“五体”的体裁。
“五体”是哪五“体”呢？本纪、表、书、世家、列传。
本纪以“宰制天下者”为中心，为什么是“宰制天下者”没有说他是帝王，项羽不是天子，吕后不是帝王而这两个人都写在“本纪”之中，所以它是“宰制天下者”为中心。
“表”基本是把天下同时间发生的大事，把它编在一起，所以前人多半把“表”当成资料表来读，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大的损失。“表”者，“表天下之大势，与理乱兴亡之大略，而观一时之得失。”这是吕世浩师个人认为“表”的意义。
“书”：“八书”则专门记制度。
“世家”：“三十世家”专门记“宰制天下者”周围的“辅弼肱骨之臣”的事迹。
而“列传”呢？则是除了“宰制天下者”和他身边的重臣之外，还有一些人应该在历史留名，史官要把他完完整整地记载下来。
因此《史记》的“五体”就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总共五个体例。
除了首创列(纪)传包含五体，更难的是这本书“体大思精”，在一个史书来说这本书从它所能追溯到中华文化最早的始祖黄帝开始，一路写到它的当代为止，它是一部通史只有通史才能整体通贯地观察古今之变的发展因此郑樵非常赞许通史这样的体例。
更难得的是它不只在时间上是源远流长的通贯，它在空间上，太史公写的不只是当时的中国。他除了中国之外他还写匈奴他还写朝鲜，还写西南夷还写西域，还写他所有已知道当时已知的整个世界。太史公的《史记》它不只是一部中国史，它更是一部以中国为中心在当时来看的世界全史。
因此《史记》之所以能成为正史鼻祖，正在于它首创纪传、包含五体、贯通古今、体大思精，这四点是后世其他的史书非常难以比得上的。
在“集”部——它是散文大宗
在文学上《史记》是所谓的“散文大宗”我们后世把文学归类到“集”部去。《史记》为什么是散文大宗？因为它的行文不受年月限制，以人物为中心，中国的文体有“散文”和“韵文”两个大类，而学习散文没有能不看《史记》。所以黄庭坚说“凡为文，须熟读韩退之、司马子长文”。没有人不读司马子长就是司马迁，以及韩退之韩愈的文字。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而在当时人来看，司马迁的文章还在他之前还在他之上。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人推崇司马迁的文字为“雄、深、雅、健”。
“雄”是形容它的气势，“深”是形容它的涵义。光有气势有涵义更难得的是它文字典雅。典雅的文字写得不好容易死气沉沉，可它文字“健”让人看出来有勃勃生机，觉得自强不息。
“雄、深、雅、健”这四个字如果再加以归纳，就是“雄、逸”二字。它一方面气势雄伟。一方面又有飘逸不可测之处，而这飘逸不可测之处，前人就常常说，《史记》的文章有“奇气”。什么叫做“奇气”？大凡古人为文于起灭转接之间，如果有后人不可测识之处，那就是“奇气”。简单用白话文说，他写的东西事前你想不到会这么出现这一个文字，读完了之后拍案叫绝，觉得写得真是太好，事后你要忘不了这就叫作“奇气”。
《史记》的文章前人说有“雄、逸”，前人下面又评价韩文章，就是韩愈的文章“雄而不逸”。欧阳文忠公欧阳修的文章“逸而不雄”，可这两家不过各得《史记》之一体，就足以成为当世散文大家，足以成为后世的文学大宗。你就看《史记》在文学上的地位究竟有多么崇高。
而更难能可贵的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篇篇几乎都在塑造人物都在描写时代。可是每一篇因为它所描写的人物不同时代不同，每一篇的文风都完全不相同，篇篇都有它的独到之处，可以说一篇是一个面貌。《秦始皇·本纪》的文字就和《武帝·本纪》的风格是不相同的，《刺客列传》的文字就和《孔子世家》又是另外一个面貌，这就是《史记》在文学上面了不起的地方。
在“子”部——它是一家之言
《史记》是“一家之言”。中国人把“家”这个字看得无比重要，不是什么人都能称“家”。称为“家”者必然是因为他有他独特的地方。在清代大家公认文章写得最好的是桐城，当时号称“天下文章出桐城”，桐城的人自称自己为“桐城家”，可是其他的人后世的人只叫他们“桐城派”。你看一字之差能差多远。
为什么不能成“家”？因为成“家”要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都有它了不起的思想，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而《史记》在这里它说自己成“一家之言”，它成哪一家之言？它成“史”家之言，它是正史鼻祖。更难得的是它有自己史家独特的思想，所以它大胆地叫自己成“一家之言”。而后世的人都公认这一点，既然能成“一家之言”，它当然带有“子”部的性质。这是不用怀疑的事情
前面介绍了《史记》在“史”部它是正史鼻祖，在“集”部它是散文大宗，在“子”部它是一家之言，这三个的成就都已经了不起了，但是这三个都不是《史记》最重要。
在“经”部——它是百王大法
它最重要也最特殊的价值，在于它是“百王大法”。什么是“百王大法”？这必须从中国文化学术的大传统开始说起。中国在学术上的大传统特别是在史学上，就是以“史”论“治”，中国最早论学把战国诸子的学术分为六家就是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最后他总结于“六家皆务为治”，用一个“治”字贯穿六家。中国最早的典籍是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太史公在《史记》中也明确地告诉你“六艺于治一也”一样用个“治”字贯穿六艺。那么在六艺之中和政治最有关系的有两部：一部是《尚书》，一部是《春秋》。太史公说“尚书长于政，春秋长于治人”，“政”与“治人”相比与“治”更有关系的自然就是《春秋》。
而《史记》在自序之中说它这部书是为了“继春秋”而作，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史记》本身更是一部“论治之书”。我们要明白“《史记》继春秋”这一点，就必须要重新问在当时人也就是西汉武帝时之前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看待《春秋》这部书的？
我们今天认为《春秋》是一部史书，如果以史书的观点去看待《春秋》，那就会发现《春秋》不但是一部简单的史书，更是一部残缺的史书。我们就《春秋经》的本文来看，它的第一条就只有六个字“元年春王正月”一般我们写历史，一个完整的历史记载必须要有时、要有地、要有人、要有事。可是《春秋经》开宗明义第一条，它只有时没有地、没有人、也没有事，所以用史学的观念来看。《春秋》不但是一本简单的史书，也是一本残缺的史书，所以前人才说这本书是“断烂朝报”。可在西汉人来看，《春秋》不只是一本史书。孔子是在借年的历史的事情来表达自己的微言大义，这是西汉人共同的认知。我们今天已经不能接受了。简单地说，孔子是拿这些事，作为假借来表达伸张他心中，让三世人群，三世就是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进化的治道与治法。他如何让天下所有的人能从据乱到升平到太平一路到他最理想的境界。他把这些治道和治法都寄托在他《春秋》这部书之内。因此汉代人认为《春秋》不只是一本史书，它是“拨乱反正”之书。孔子“志在春秋”。孔子“志在春秋”是因为他认为“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乎《春秋》”。所以《春秋》是“拨乱反正”之书，而《史记》“继春秋”。他当然也以“拨乱反正”作为他的志向，他用的方法是将两千年的历史作整体贯通式的观察，要从里面找出，能被后世圣人君子所能遵循的“大经与大法”。这个“大经与大法”是经得过历史考验的，从这个“大经与大法”才知道治理天下到底应该怎么做。而这个“大经与大法”，《史记》的内文非常多，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讲得清楚的，我们可以翻开史记一篇篇去感悟这“大经与大法”，看看太史公到底提炼出了什么样的治道与治法。
在这一点上说《史记》是“百王大法”的最早是清朝的包世臣他就推崇《史记》这本书“明为百王大法，非仅一代良史”，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正在于“百王大法”这四个字。
因此我们要说《史记》于“史”部，它是正史鼻祖；于“集”部，它是散文大宗；于“子”部，它是一家之言；于“经”部，它是百王大法。《史记》这部书之所以了不起，正在于它以一本书而身兼经、史、子、集四部书的特质。“经、史、子、集”四部是后来的观念。在汉代人分“七略”，但是不管学术上怎么分类，像《史记》这样以一部书，贯通诸多不同领域的学术学问，而让它们总结于一体，这样的书在中国历史上，《史记》之后就没有第二本书了。
《史记》之难能可贵，《史记》之崇高与特殊正在于这一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