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出自苏轼于元祐七年所写的《潮州韩文公庙碑》。从碑文中可以看出，“八代”指的是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等八个朝代。八代之“衰”主要是“道丧文弊”和八代文自身的特点。
自东汉始，社会动荡、征战频发、*权变更频繁，传统的儒学思想受到佛老思想的冲击，儒学地位不再。八代文的特点是语言对仗、声韵协和、讲究用典和辞藻华丽。韩愈之“起”是针对八代之“衰”而言的，主要是“文以明道”观、韩文本身的特点和古文运动。
韩愈不仅提出了“文以明道”观来建立道统、倡立文统，还创作了大量古文，不同于八代文，其特点是“不平则鸣”、“务去陈言”和“雄奇怪肆”。苏轼对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的评价高度肯定了韩愈文在古文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深远影响。从道统观念上来看，苏轼看到了韩愈力排异端、建立道统的重要作用。
八代之“衰”
从《潮州韩文公庙碑》中可以看出，苏轼将“文起八代之衰”和“道济天下之溺”对举，可见八代之"衰"首先是针对八代的“道丧文弊”来说的。
自东汉始，社会动荡，分崩离析，王室贵族互相残杀，豪门大家拥兵割据，*权变更频繁。社会不稳，征战频发，生活困苦，人们急需在思想上寻求安慰。
东汉佛学东渐之后，人们纷纷投入佛教文化的怀抱，将对来世的向往转化为现实的追求，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道家文化经过了葛洪的发展，在清静无为、抱朴守真、逍遥神游的基础上增加了养生长寿、排除死亡恐惧的新内容。人们逐渐追求现世纵情、人生享乐以及长生之术，从中寻得精神上的充实和超越。
然而，由于东汉后期*治腐朽、自然灾害频发等诸多原因，导致天人感应学说的崩溃，传统的儒家文化，没了往日的独尊地位，不适于动荡不安的时期。自东汉至隋朝，儒家文化受到佛老思想的冲击，其中以“三纲五常”和“礼乐制度”最为严重。
自汉魏以来，骈文产生，它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和声律，易于讽诵。经过晋、宋、齐、梁、陈、隋八代以来，骈文由形成到鼎盛的。整个社会形成了无文不骈、无语不偶的文章创作趋势，慢慢发展成形式主义；内容以风花雪月，和儿女情感为主，文章无病呻吟，逐渐走向萎靡堕落。八代文的第一个特点是语言上的对仗，这分为词性的对称和句式的对偶。
而八代文第二个特点则讲究声韵协和、平仄协调，其主要受到印度梵音学传入的影响。西晋的陆机在《文赋》中说:“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他提出在文章创作中要讲求音调高低错落有致，就像是五颜六色的相互映衬。在音韵学发展的初期，声韵要求并不那么严格。
后来，齐梁时期的周颙发现了汉字有四种音调，沈约在此基础上提出“八病”说。他们二人将“四声八病”说运用到诗歌创作中——“四声八病”说在文学创作领域的影响逐渐扩大，并且声韵协和一度成为文学家们追求的创作理念。
除此之外，八代文的特点还有：讲究用典，巧妙繁密，辞藻华丽。其中唐初史臣魏征在编写隋书时，将六朝覆灭归因于奢靡华艳的文风，不免言辞激进，但也准确的概括了六朝以来的文学创作的藻饰风向。
韩愈之“起”
韩愈之“起”是针对八代之“衰”而言的，那么比较之下就是与“道丧文弊”相对的“文以明道”观，与八代文特点相对的韩愈文本身的特点，以及韩愈践行“文以明道”观和展现自身文章特点所进行的古文运动。
《荀子》一书强调了“道”的重要性。辩论与解说，是内心对道的认知一种表象。心灵，是道的主宰。道，是*治的永恒法则。心意和道相符合，解说和心意相符合，言语和解说相符合。《荀子·正名》中说“道者，古今之正权也。”道的内容有指天道，更多的是指社会道德，即礼义。这是后世“文以明道”的先声。
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指出文章与天地同时产生，强调道是圣人要阐明的对象，文章是圣人用来阐明道的工具，更加明确的论述了文以明道的问题。韩愈在贞元八年所作的《争臣论》里最早提出“复古”、“明道”的主张。
韩愈希望可以履行古人的道德准则，而后经世致用，兼济天下，还希望能“修辞以明道”，能够用修饰文辞来阐明他掌握的道理。从此，韩愈高举“文以明道”的旗帜，倡导“古文”，开展了古文运动。
他在《原道》中明确指出他所倡导的道是孔孟之道，将儒家传统文化视为社会发展的大道，在古文运动中主张“文以明道”，希望能通过文章来彰显儒家之道，倡导“古道”，排斥佛老，反对骈丽文风，倡导散体。
苏轼对韩愈的“文起八代之衰”的评价，是对韩愈之文能够继承孔子思想的正统的称颂。那么和八代文不一样，韩愈文究竟有哪些别具一格的特点呢？
从创作根源上来看，韩愈的在“文以明道”观的指导下创作“不平则鸣”，希望通过文章进行融入个人生命体验的带有情感的创作，这和八代时期在“道丧文弊”的社会现状文为了迎合社会骈文风气、追求形式而创作截然不同。
从写作要求上来看，韩愈的创作“务去陈言”，做到文从字顺，一改八代文用典用韵的习惯，回归先秦散文的创作要求。
从创作风格上来看，韩愈文怪奇雄肆，气势宏大，妙趣横生，和八代以来追求藻饰华丽的文章不同。
韩愈践行“文以明道”观和展现自身文章特点的实践主要是唐代中叶他和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韩柳二人主张用散句单行的形式创作散文，希望改变之前偏好骈文的社会风气。这场古文运动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和韩柳同时期的樊宗师、李翱、皇甫湜、李汉、沈亚之、孙樵等人，纷纷投身于古文写作的热潮中。
在古文运动的推动下，六朝以来骈丽的文风得以改善，韩愈确立了古代散文的文体范式，为古文的艺术生命注入了新鲜血液，文学家们相继走上创作古文的道路，散文的写法日益丰富而后出现了文学散文，产生了很多优秀的山水游记、寓言、传记、杂文等作品，促进了古文的历史发展。
苏轼“文起论”的影响
苏轼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这对其自身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苏轼提到“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是指他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学习韩退之，斟酌韩文的精髓，但难以超越最终没有作效仿之文。尽管苏轼没有写作效仿《送李愿归盘谷序》的文章，但是苏文还是受到了韩文的影响，主要是以下的几个方面：
苏轼文道并重，不仅通过文章来彰显儒家道统，而且还注重文章的社会功用，体现文统的价值。
韩愈反对六朝以来的无病呻吟的文风，主张表达主体的真情实感，力图在文学创作中体现蓬勃的生命力。苏轼将韩愈的这种观念发展成“文以达意”。
苏轼写文有感而发、有情欲抒，“不能不为”时进行文学创作，其体裁、题材不尽相同，大都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创作的散文众体兼备、内容丰富，和韩文一样，具备“一日千里”的气势，汪洋肆意。
韩愈在文学创作中力求“务去陈言”，尽管师法古人，但要提高文辞修养，做到创新，行文自然，语言平易。苏轼的文学创作受到韩愈这种平易自然的文风影响，行文自然散行，语言平易畅达。
同样，苏轼的“文起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后世评述韩愈的基础，后世对文起论或批判，或继承。明代袁中道在苏轼“文起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并非八代以来都无才人，认为韩愈对八代文有一定的突破，打破文章体式上的束缚，所以有如此之高的评价。
清代刘开、刘熙载对北宋苏轼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这句话作了重要的补充。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刘开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并不是完全去除八代的文气，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八代文的缺点化为神奇之处，韩愈的文章也有八代文的美感。
刘熙载更是认为韩文的“起八代之衰”实际上是“集八代之成”，韩愈不仅师法古人，而且善于变古，对八代文有所继承有所创新所以在文学上的地位如此突出。
另外，在周作人所作的《谈韩文》一文中，对苏轼所评的“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有所批判，周作人对“道”的理解倾向于文学的审美性，和韩愈的“文以明道”、弘扬孔孟之道大相径庭，周作人提倡“即兴”“言志”的文学，反对“赋得”“载道”的文学。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苏轼提出的文起论奠定了后人对韩愈文评述的基础，并对后世研究韩愈具有重大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