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在北宋文坛有着公认的崇高地位，他主盟文坛期间的文学活动对宋文乃至后世文章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欧阳修的创作代表了宋代文章的突出成就。因此，后学者追踪宋代文章的创作，无论是非，或多或少的都会涉及到对欧阳修的评价。
与此同时，欧阳修不仅领导“古文运动”有功，且其对骈文的改革更有卓著成就，他确立了宋代四六文的标准典型，并在骈文改革中留下了许多新变的机缘，这就使得欧公以后的宋代作家及后世学者们在追摹宋代四六之时，无论是完全照搬还是另辟蹊径，都绕不开欧阳修所创制的这一传统。
宋代骈文家对于欧阳修骈文的接受
一、苏轼对于欧阳修骈文的接受
苏轼早年受到欧阳修的奖掖与提拔，作为欧阳修的得意门生，他的文学观念自然而然会受到欧阳修的影响。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高度评价欧阳修继承韩愈“文以载道”的传统，去华从实，文笔互用，情理畅达。
东坡四六“雄深秀伟”风格的形成首先来自其对四六创作的理论认识。欧阳修以骈散结合的观念改革骈文，他把联句加长，对偶句式灵活多样。
苏轼在骈文创作过程中，一直受欧阳修的影响，其在赞同并继承欧阳修四六观念的前提之下，反映到具体的四六文创作当中，表现为内容上淋漓尽致地抒情与议论，形式上深化了欧阳修四六骈散结合的形式，使骈散结合更为变化多端，骈俪之句长度更长，散体句式更多，整体行文行云流水，颇有雄伟之势。
苏轼四六情感表达的畅达与其四六文的散化有关。苏轼四六的散化表现在以长句对、虚词的运用以及明白晓畅的议论当中。
苏轼与欧阳修一样，四六之作在成语典故的使用上自然妥帖，毫无晦涩之感，同时保留了骈文的声韵和整齐之美。苏轼运用典故成语，前提是为了内容和感情而服务，不会为炫耀博学多才使用生僻艰涩的典事，造成意思的隐晦曲折。
从骈文创作的角度来看，苏轼的确未出欧阳修的藩篱，他吸取了欧阳修的骈文理念，并通过创作实践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王安石对于欧阳修骈文的接受
王安石是北宋位高权重的*治家，其骈文多为应制之作，为文遵守庙堂之作的规范，或以严谨典丽为工，或以笔力雄劲见长。
王安石作四六，典雅有法度是其主要特征。王安石骈文创作与欧阳修相同，均导源于韩愈，同时又受欧公的直接影响。
王安石为骈文词语急迫、间不容发，不出韩愈宗派，此外他又十分仰慕欧阳修，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高度评价欧阳修文：“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情深意切，足见王安石对欧阳修其人其文的推崇。
王安石为文坚守法度，其对欧阳修的接受主要表现在其用典的精切和对偶的巧妙当中。欧阳修早年四六也常运用典故，并能将典故浑然天成地融入文章里，王安石正是继承了欧阳修早年四六的文风,用典精切,对偶工整。王安石深受欧阳修文风的影响，俊杰雄奇，宏大纵横，甚至有过及之态。
元明骈文家对于欧阳修骈文的接受
一、元好问对于欧阳修骈文的接受
元好问是金末元初文学成就最为突出的作家。作为文章大家，元好问有比较明确的文章创作理论，他早年重视师承关系，推崇自然真淳的风格。在创作方法上，元好问自觉师法欧阳修。
韩愈、欧阳修为文方法一脉相承，元好问又受韩、欧之影响，追求真情、反对雕琢，形成了其清新自然、真淳平易为主要特征的骈文风格。元好问平易自然的文章风格具体表现在多用长句对，运散文之气入骈文，使文章气势从容晓畅。不仅如此，他还能在平易之中生出巧致，在平淡中蕴含真淳。
如其《新斋赋》。这篇赋作于正大六年（），元好问因丁嗣母忧，而罢去内乡令，作此赋时间正值其闲居*原。全文行文流畅不板滞，语言清新自然，不刻意藻饰，从容有度的将其利用这段闲居时光进行学习、思考，希望践行“日新之功”，砥砺道德、增长学问的愿望流畅的表达出来。
这一方面受欧阳修的启发，融散入骈，以气使文且多长句，故而全篇通畅，有一泻千里之态。此外，元好问在注重师承关系之时，更强调的是“由学而创”即在学习古人的创作方法同时使之符合自身的特点，从而达到“学至于无学”的状态，这就比一味师古的人高明许多。
元好问于创作方法上师法欧阳修，在其创作上，他又能够自著伟词，其《秋望赋》摹仿欧阳修《秋声赋》，以萧瑟肃杀的秋景为触发点，联系到自身遭际。作者写这篇赋作时，正值蒙古*南侵、元好问颠沛流离之时，但文中却没有过多慷慨悲壮之气，原因就在于篇中运用了颜色较为鲜亮的景物以及婉致的笔法。
如“浓淡霏拂，绕白纤青”一句，景物颜色较为明亮。再如“然则时之所感也，非无候虫之悲。至于整六翮而睨层霄，亦庶几乎鸷禽之一击”则突破秋天万物萧条之感而化为了一种向上之力，不得不说是受到欧阳修顿宕笔法之影响，而又独自发挥形成了这种信手挥洒、自然天成的骈文作品。
二、明朝刘基对于欧阳修骈文的接受
作为明初馆阁文人的刘基，其文学创作在元代实已臻于成熟，且格外歆羡宋代的文风。他认同宋代文章在元丰、元祐年间最为兴盛，此时正当欧阳修主盟文坛，其后苏轼、王安石诸公沿欧阳修轨范，使骈文呈现出新面貌，其中他们倡导的“中和正大”之风，延续至南宋，这些理念、风尚都影响了刘基的创作，入明后他的骈文更显欧阳修之遗风。
刘基为苏平仲的文集作序，颇能展示其文章创作观念，他在骈散结合的基础上强调“气”的作用：“言生于心而发于气。”并将“气”与“理”相联系，他进一步认为有“理”“气”的诗文对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具有一定作用。刘基在骈散结合的基础上，突出议论说理。
从“忘战必危”的恶果出发，阐述了和平时期同样也得加强战备的必要性。刘基还运用唐玄宗时的典故，以典故说明古代圣贤留给后人最为深刻的教诲和告诫。尽管天下太平无事，也不可以废弃武备；如果废弃武备，那么一旦外敌入侵，就无法抗击敌人，有效地保卫国家。从整体上看，见识深刻，议论精微，骈句散句相间更突出了文章的气势，确有韩愈、欧阳修之为文风貌。
清代骈文家对于欧阳修骈文的接受
一、曾国藩对于欧阳修骈文的接受
咸同年间曾国藩崛起于文坛，虽然他属于桐城派作家，但在对待骈文、散文的态度上与姚鼐等人另有区别，他对姚鼐《古文辞类纂》不选六朝骈文有所不满。认为古文的源头应该上溯至六朝文章，显示了曾国藩不排斥骈文的态度。曾国藩不仅不排斥骈文，且对骈文创作独有新见。他主张作四六当远眺刘向、匡衡，近觅欧阳修、曾巩。
欧阳修上承韩愈之势，下开王安石、曾巩之风，揭示了其重要的文学地位。所以曾国藩宗欧学欧，在骈文创作上即讲求运气。乾嘉时期“汉宋之争”余波尚存，曾国藩汉宋兼采的独创思维使他在骈散关系上也保持着兼采众长的态度，因此他主张调和骈散。他远宗欧阳修融散入骈，又近从汉学家的理论那里得到启发，认识到了骈文之长。他认为“汉魏文人，有两端不可及，一曰训诂精当，二曰声音程锵。”
因而主张放下门户之见，提倡骈散互用。曾国藩在其《送周荇农南归序》中对骈散兼容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认为骈文讲求对偶，散文则多为单句，便以天地奇偶之数来说明文章的骈散。只有奇偶互用，天地才会生生不息，文章自然也应该骈散互用才能成彬彬之盛。总的来看，曾国藩并不排斥骈文，而且对于古文、骈文是兼容的，这一点深合欧阳修新创骈体的观念。
二、张之洞对于欧阳修骈文的接受
封建社会末期的同治、光绪年代，虽然文学风气大变，但骈文创作仍有一定的成就。张之洞崇尚宋四六，宋四六又是经欧阳修改革成为定式，那么通过对张之洞的骈文进行探究，即可窥见其与欧阳修的联系。
在清代骈文宗六朝之际，张之洞的骈文写作，不推崇六朝骈文追求辞藻华丽的传统,而要学习宋时朴质典雅的作风。由于这样的骈文理论，再加上其作品多写寿序、祭文、墓志等文体，结合其深厚的经学功底，张之洞的骈文确实有醇正、质朴、典雅的艺术风貌。
张之洞的表文最能体现其骈文创作特色，其中以《恭进剿平粤匪方略表》与《恭进剿平捻匪方略表》为佳。《平定粤匪方略》的内容包括了清*府与太平天国作战过程中具体战略部署、*队情况、后勤保障情况、奖赏情况以及交战具体情形。文字没有拘泥于四六句的格式，将多字对句插入其中，而且对仗工整，用典精妙，读起来气势雄浑。
文章通过这种形式，写出了朝廷的调兵遣将、战略布局、实际作战过程，将壮士们的精神气质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出来。
总之，从创作接受上而言，后世骈文作家对欧阳修的接受，体现在学习写作技法和传承文气精神两个方面。
在写作技巧上，他们或者模仿欧阳修，比如明代作家直接拟作欧公庙堂之作；或者在欧阳修艺术手法上切合自己的艺术特点，如元好问的骈文；或者直接套用欧阳修文章形式，如张之洞的骈文。
在文气精神上，从苏、王两派的文气顿宕，到元好问骈文的清新自然，再到刘基推崇的中和正大，直至曾国藩、张之洞的宋体风神，欧阳修骈文的影响力一直绵延不绝。因此在欧阳修全面的影响下，宋体四六的模式作为一股潜流也不断发展，后世骈文家学欧宗欧，写就了一部异彩纷呈的骈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