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鹏
一、邓石如生平艺事与时代背景
邓石如能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在书家林立的清代书坛脱颖而出，而成为清代碑学书风的一代宗匠，与时代的文化背景有着密切关系。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清代乾隆盛世时期。清朝自顺治皇帝以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均对汉族文化有浓厚兴趣，康熙与乾隆对书法的酷爱与重视更是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由于清朝是异族统治，一些有才华的汉族人不愿与异族统治者合作，宁愿终身为布衣，不肯为清廷所用。例如傅山这样的大学者，宁愿在民间行医，也不愿接受清廷的封官。所以在清初和清代中期，隐逸之士和布衣身份的文化人，被看成是有气节、有抱负的汉族文人而受到尊重。正是这一特殊的*治文化背景，使得清代的布衣书家能与官僚书家分庭抗礼，那些身居高位的清廷官员自愿降尊结交布衣文人。例如曾任清廷户部尚书的曹文埴就主动结交布衣书家邓石如，并称邓为“江南高士”。乾隆五十五年，适值“纯庙八旬圣节”，曹文埴强请邓石如一同入京，邓石如宁愿步行骑驴入都，也不愿随曹同行。这种朴实的作风，赢得朝野人士的赞扬和敬重。因此可以说，正是由于清代中叶特殊的*治文化背景，使得布衣身份的邓石如受到了更多的
邓石如之前的书刻家大都重视篆书线条的装饰性，用笔和用刀比较单一，而邓石如的篆书与篆刻创作既重视线条的装饰性，又重视线条的写意性，他将篆书的圆笔与隶书的方笔结合运用，融为一体，在结篆上方圆互施，在用笔上方圆互用，形成刚健中含婀娜、圆转中有劲直、朴厚中有灵动的个性风貌，他的成功实践丰富了篆隶书创作的用笔技巧与结体方式，打破了篆隶书创作僵化、单一的创作模式，将书法线条的装饰性与写意性融为一体，将书法创作与篆刻创作有机结合，互相推动，互相提升，扩大书、刻的创作空间与取法范围。正如李刚田先生所说：“从邓石如的篆书墨迹中，体会到他对篆书‘中锋’的理解是活化的，而不是机械的，是从审美感上的追求而不拘泥于形质。所谓篆书的中锋，当指线条具有圆融的筋力，婉畅的动势，而并非‘锋常在画中’，相反，要通过笔锋不断地变化，入笔或回护或杀锋，行笔或铺毫或转笔等求得线条的丰富性，以具有个性的线条得到审美意义的深刻性。解散了‘二李’线条的工艺性而以‘书法性’代之。”邓石如对篆书用笔的拓展和变化是与他在篆刻创作中对线条方圆变化随机处理的深刻领悟密不可分的。我们完全可以说，邓石如的篆刻创作深刻地影响了他的篆隶书创作，而他对篆、隶书的长期习练与创作实践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篆刻创作。
邓石如篆书在李阳冰基础上上溯秦李斯，并掺入猎碣碑版笔意，惯用长锋羊毫，不加剪截，铺毫作书，浓墨酣畅，神完气足，开创一代新风。当时有人指责他“破坏古法”，因为小篆自秦以后，基本是以《说文》篆书为归，元明几位大家都写得非常光洁，两头圆平，而邓石如的写法是饱墨铺毫，以隶为笔，方圆自任，为后来人开了方便之门。正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所指出的那样：“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为不可作之书，自非好古之士，鲜或能为之。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僮，仅解操笔，皆能为篆。”邓之后的何绍基、吴让之、杨沂孙、徐三庚、吴大澂、赵之谦、吴昌硕以及现代诸大家无不用此法，可见其影响之深远了。笔者以为，邓石如的功劳是破解了篆书的神秘色彩，赋予其如同楷书、行草书一样的书写方便，吸引了众多的文人握管习篆，且为社会各界人士所好。所以，邓石如开篆书新风之外，兼有普及之功。
相对于篆书而言，邓石如的隶书则明显受到了当时书坛一些擅长写隶书的书家如郑簠、金农、桂馥等人的影响，尤其是日益兴盛的金石学研究风气对他影响极大。清初一些学者以考证金石碑版、寻访古刻为能事，举凡商周古器、秦汉碑版无不溯其源流，用以务实补证。邓石如自己也一生壮游，到处访碑，与此风气有很大的关系。当时文人不再以科举进仕为唯一的目标，而是以布衣身份做诗人、词人、艺人，各尽性情。这确实给清代的书学带来了新风气，像顾炎武、*宗羲、朱彝尊、钱大昕、翁方纲、阮元等学界泰斗，都对金石碑版有很深的研究。在这种风气带动下，书风的转变是很自然的。他们言必称秦汉，推重古朴，这对唐以后衰落的隶书无疑是救药一帖。
《曹全碑》在明万历年间出土于陕西郃阳，备受清初书家青睐，被誉为汉碑中之神品，习隶书大多号称学《曹全》。邓石如早年也是取法《曹全碑》，笔意圆润，从容典雅。后临“《史晨前后碑》《华山庙碑》《白石神君碑》《张迁》《校官》《孔羡》《受禅》《大飱》各五十本”（包世臣《艺舟双楫·邓石如传》）。作书笔势开张，融篆入隶，浑穆高古。晚年更是兀奡排荡，淋漓尽致，真正做到了“以隶为篆”“以篆为隶”的贯通境界。康有为评他的隶书“画法极厚，中边俱彻”，与伊秉绶殊途同归。当时，文坛桐城派影响很大，邓石如与姚鼐交往很多，推崇阳刚亦在情理之中。包世臣对他极为佩服，认为：“夺天时之舒惨，变人心之哀乐。”
邓石如的真书与行草书同样是令人倾服的。他的真书得益于六朝碑版，平实质朴，笔致蕴藉，“无五季以来俗气”（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分析是因其“生平写《史晨》《礼器》最多，故笔之中锋最厚，又临南北碑最夥，故其气息规模，自然高古”，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似还可补充篆书方面扎实的功夫对他的真书也有决定性作用。篆隶书要求笔画中实，基本奠定其真书的气质。其字形多从碑版中来，易烂漫为严谨，易简肃为秀逸，别树一帜。行草书学颜真卿《争座位》，结字独到，运笔连绵，举重若轻，奇趣横生。
我们知道，碑学书风的兴起，其源头应追溯到明末和清初。碑学书风兴起的一个主要动因是明末清初金石学与考据学的兴起，而金石学与考据学的兴起，又与明末清初文人篆刻的崛起密切相关，它们之间呈现出互相激荡、互相推动的作用。金石学与考据学在明、清士林中的流行和推崇，客观上促进人们对先秦吉金文字和秦汉碑碣的欣赏、重视和研究，为临摹古碑、研习篆隶书创作提供了时代氛围。明清时期，篆刻艺术空前发展，一大批文人学士投身于篆刻创作与鉴赏，“印从书出”“书从印入”创作方式的推扬更使书印创作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在邓石如之前，就有文彭、何震、魏植、赵宧光、归昌世、李流芳、胡正言、程邃、周亮工、桂馥等一大批文人篆刻家在篆刻创作上潜心钻研，开拓创新，取得很高成就。与邓石如同时期的和稍后的则有董洵、陈克恕、蒋仁、巴慰祖、奚冈、陈鸿寿、吴熙载等人，他们也都是当时的篆刻名家，其共同特征是书、印兼擅，重视书法与篆刻的互动与结合。而在书、印创作的互动与结合上，邓石如用功最深，成就最大。这也是邓石如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宗师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更是他自身刻苦勤奋、善于交流、勇于进取、不拘泥古人，在传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善于借鉴前人审美经验，提炼出符合自己的审美意向的结果。邓石如学习书法的道路也是艰辛的，为了学习书法，几经求学，后经梁巘介绍，带着梁巘的亲笔信来到了江宁举人梅镠家，受到梅家的热情款待，梅家自北宋以来为江左甲族，家藏金石善本与法帖资料甚丰。客居梅家数年，他每天黎明即起，磨墨盈盘，临写大量名碑法帖，不仅眼界大开，而且在篆隶书创作方面打下坚实基础。据邓氏自述，他在梅家八年，前五年攻篆，于《石鼓文》《峄山碑》《泰山刻石》《汉开母石阙》、李阳冰《城隍庙碑》《三坟记》等临摹各百本，又苦篆体不备，写《说文解字》二十本，旁搜三代钟鼎、秦汉瓦当碑额，五年篆书成。后三年攻隶，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碑》《张迁》《校官》《张羡》《封禅》等诸碑各五十本，三年分书成。在此之前，邓很难见到如此丰富而又精妙的碑帖资料，一见之下，如入宝山，恨不能将梅家收藏的精品全部学到手。在寿县与梁巘的六年交游和在南京梅家的八年苦学，是邓石如艺术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
促使邓石如在篆、隶书创作与篆刻创作上不断深入精进，不断提高的因素其实有很多。邓石如篆、隶书创作中呈现的宽博、厚重、坚实既与他的个性心理特征有关，也与他的交游、师承不无关联。对一名艺术家来说，眼界的开阔，学养与识见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的艺术交游和师承引导。
邓石如由一名山野中的书刻爱好者成长为一代艺术大师，是和他一生广泛交游，转益多师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的。
关于邓石如的交游情况，穆孝天先生在《邓石如评传》一文中有详细介绍。邓石如一生，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他从17岁开始就随其父木斋先生在长江中游一带活动，先是在安徽境内，后来范围日益扩大，江苏、浙江、山东、河南、河北、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名山大川都留下他的足迹。“凡他足迹所经，必搜求金石，物色贤豪，或当风雨晦明，弛担逆旅，望古兴怀，濡墨盈斗，纵意作书，以纡泄胸中郁勃之气。书数日必游，游倦必书，客中以为常事”。
除了梁巘以外，对邓石如艺术生涯有着重要影响的还有姚鼐、程瑶田、金榜、张惠言、毕兰泉、方辅、闵道隆、秦潮、徐嘉毅、王灼、曹文埴、左辅、李兆洛、袁枚、王文治、*铖、赵绍祖、汤懋纲、罗聘、罗允缵、徐兰臣、张翰风、巴慰祖等。这些人物都是当时文坛艺界的俊杰之士与风云人物，邓石如在与他们的交游中，开拓了心胸，增长了识见，同时也得到了这些友人的赞誉和传扬，这对确立邓石如在书坛与印坛上的影响与地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邓石如书法一改帖学一统天下的格局，绕开二王以来的帖学领域，直接师法商周秦汉，直至今天仍然焕发着勃勃生机，为后来碑学的发展提供成功的例证，这不仅推动后来碑学的发展，也掀起学习碑学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