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湖湘文化兴而不旺，虽然有过自身的辉煌时期，即使它屡次得到朝廷的认可与褒扬，在世人心目中湖湘文化总体上仍是一种鄙陋的边缘文化。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与呼唤，曾国藩的苦心阂识及巨大努力，使这种印象发生了巨变。近代湖湘文化崛起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初期，一跃而入典型的区域文化之列，并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
近代湖湘文化地位的提高
从移民色彩甚浓的输入型文化到走向全国的输岀扩散型文化，从鄙陋的边缘文化到众望所归的主流文化，近代湖湘文化的地位有一个质的改变与提高。
1、鄙陋形象的改变。
粗鄙无文也许是历史上某个阶段湖湘文化的特点，但到近代，这种情形一去不返了，不说船山学说“博文约礼”流传天下，也不说《海国图志》风行一时，只看曾国藩本人的集子出版就行了。近代湖湘文化昌明全国的一个表征是沉淀着湖湘文化底蕴的曾国藩本人的相关著作尤其是家书多次出版发行，风行全国，享誉几十年。
家书就有多个版本，影响泽及后世。而卷帙浩繁的长沙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就汇集了当时重臣、名流、学者乃至御赐的文字与颂词。湖湘学术的繁荣由此可见一斑。桐城——湘乡派在清末文坛上长享宗主地位，谁也不敢小瞧湖湘文化。这一切，与曾氏的学识和文章密不可分。
何况，曾氏本人以理学名家，一生好学不倦，建立礼学经世思想，体系严整，识见高远，内涵丰富，使湖湘文化日趋典雅博文约礼；同时，随曾氏声望及省外实践的大规模开展，它在去掉鄙陋形象的同时，也走向全国，并随着曾门子弟与部属而历史性地崛起，随之流播遍及全国。《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便是一代文化宗主曾国藩以谦虚口吻谈论晚清学术的文化宏论；而一代经学大师、培养了章太炎的德清俞槌感激地把自己诗集文集统称为《春在堂集》以纪念曾氏的识人之明。曾国藩本人被尊为理学大家、文化宗主，近代湖湘文化的鄙陋内聚型形象一去不复返。湖湘学人名家辈出：王闿运的快意文笔，郭嵩卷的精深“礼”学，王先谦的精审经学，叶德辉的版本学，均享誉全国。近代湖湘文化从而以文质彬彬的形象出现在全国。
2、主流文化形象的形成。
曾国藩无疑是最初洋务运动的发韧者和事实领袖。因为，安庆内军械所和沪局的成立都有其发韧草创之功。此后的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曾经是他的部属。“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无不可以在曾氏那里找到渊源。事实上，它们就是理学经世思想的发展与延伸。确实，湖湘文化诸如经世和开放的优良学风，成为沟通夷务到洋务的发展通道。
在曾氏的努力下，近代湖湘文化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初开展提供了条件，为西学的输入开启了门洞。在这个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晚清洋务运动的几十年，实际上就是湖湘文化理学经世思想指导下的几十年。正如夏震武说：“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与学术耳。”此话虽带讽刺，但也道出了一定实情。从此，近代湖湘文化进入时代中心舞台，洋务成了经世的代名词，过去的那种边缘形象一去不复返了。
对近代湖湘文化心理的扩张
曾国藩及其湘军的“成功”，给近代湖湘文化心理带来极大改变。其实，近代湖湘文化地位的提高也有赖于近代湖湘文化心理扩张来支持。
1、历史责任感与自信心的扩张
以卫道为号召的曾国藩湘军一战成名，湖湘文化的历史地位得到了历史性的改变，这极大地刺激了湖湘士民的责任感，鼓舞了他们的自信心。这正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风在当时的新体现。从此湖湘士人精神面貌得以大为改观。辛亥志士杨笃生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知有所谓对天下之责任，当自洪杨之难始。”
从前，湖南僻处一隅，少有全国性的事功，现在觉得天下豪杰何事不可为，士子们的自信心急剧增长，形成了以湘军为骄傲，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性文化心理，如有“振支那者必湖南，士民勃勃有生气，而可侠可仁者惟湖南”的自信表示，也发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知的誓言，形成了“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的文化情结。其实，这也是摆脱边鄙自卑心理的湖湘士民热情与活力在新时代的大规模爆发。
2、忧患意识和进取意识的增强。
古代湖湘文化富有经世思想与参与意识。中国自嘉道以来，一度陷入天下滔滔、难以收拾的地步。一部分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在社会良心的驱使下，提岀了解决当前问题的种种方案。如龚自珍的“更法”，魏源的“师夷长技与制夷”方案等。但它们不是从古圣先贤里找方案，便只是个人对社会的一种思想理解，都从属于书面的思路而已。
曾国藩发扬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路，把内圣和外王有机结合起来，使忧患意识与进取精神成为一时之风气，以规模参与的方式来进行挽救危机、重整文化辉煌的建设。曾氏因“内规一己，固有未满之素志；外观斯世，尤有无穷之忧患"叫而建功立业。随着湖湘士民自信心增强的同时，一时间湖湘士人对局势也有清醒认识，“欲以保持自己民族，故感觉外患最敏，吸收外来文化最力，且在全国为最先”这样，近代湖湘士子走出湖南，走出中学樊篱，以一种积极姿态投入时代实践当中。
其中，突出的表现便是从军从政。后人对此也有极好总结：“湘人除农业外，无工无商，谋生只有二途，一曰作官，二曰当兵。咸同之际，湘军一战成名遍于全国，湘人侥利之心因而大盛，愈轻本而逐末利，论政淡兵，习为风气。””沥湘军、湘士、湘人从而遍全国，名动天下。
近代湖南人才辈出
曾国藩的学识与资望及湘军的成功，增强了湘人的自信心，激发了他们的责任感，促使他们走出湖南，投身于时代实践，从而使近代湘人英才辈出，且成群体岀现，在近现代史上演出一出岀雄壮威武的历史话剧。这不仅与曾国藩的人才意识和传人意识的培养分不开，也使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高潮迭起，不断走向历史新高。
第一个人才群体是以曾国藩为文化宗主的湘军集团。主要代表人物还有郭嵩泰、曾纪泽、彭玉麟等。它无论从思想层面的近代意识，还是实践层面的近代趋势，还是人才规模及其凝聚力来看，颇能代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初期人才群体的组成情况。该集团以年前后湘军首领人物的先后老成凋谢为表征宣告了它的历史告别。
第二个人才群体应以谭嗣同和王先谦为代表。学术分野、政治属性和最终归宿不同的两种文化人曾长期和平共处。在世人眼中，似乎二人代表了湖南当时顽固与开放的同时存在。但事实上，谭嗣同为“改良”及君主而献身，激进仍有君国倾向；而王先谦也积极参与湘省小火轮公司近代实业的创建。二人都是坚定的西学引进以强国之人，虽然二者最后不可避免产生摩擦与冲突，但也不乏曾有真诚的合作。该集团姑且称之改良集团。
第三个人才群体应以黄兴为代表，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派集团。他们在辛亥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近代民生、共和、法制观念，开始成长在湖湘大地上。第四个人才群体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近代湖湘文化近代化的新时代。他们以全新的中学西学交流模式，带给全中国以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湘军集团内，文化的凝聚力似乎极强，但是不乏微词。而王先谦等人对曾氏较为尊敬。后来湖湘人士对曾国藩曾经大多有过激烈批判，但不可否认，他们对曾氏学问与人品都曾给以较多认同，而且随着时势的推移，对曾氏肯定的也越来越多。值得注意的是，成长初年的他们对曾氏都予完全的认同。总之，湖湘英才无不深受曾氏影响。
从毛泽东身上就可看出这一点。在杨昌济的影响下，青年毛泽东认为曾国藩同范仲淹一样是“办事兼传教之人”，说“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而走上革命征途的。近代湖湘文化英才辈出，占据了时代的中心舞台。“惟楚有材，于斯为盛”重新详尽地诠释了近代湖湘文化新时代的文化魅力，湖湘文化也因此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正如梁启超赞叹说：“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
史学家也称：“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历史确实如此，抛开湖湘英才之外，下层社会也抱成一团，对社会影响极大。这突出表现在四民结构的分化、军人社群的出现。当年湘军势力北出关东，西及葱岭，遍及全国，以致引起从军热潮，出现了“独从中国四民外，结此军人社会群”的社会现象，给中国近现代史以绝大影响。
湖湘文化正是有了近代的儒雅实用化，有了社会文化心理的极大扩张，有了近代人才群体的迭出，因曾国藩得到了极大弘扬，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学术上的经世中走出来，一改以往那种鄙陋的边缘型文化形象，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中坚之一，获得了极高的历史地位。近代湖湘文化拥有人才辈出的机制而繁荣昌盛，占据全国意义上的中坚地位，在历史舞台上尽显风流，
给晚清乃至中国社会历史以深远影响。近代湖湘文化于是和岭南文化、江浙文化鼎足而立，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成为强势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
显而易见，曾国藩的学术地位和文代意义不可忽视。他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对传统儒生的一般认识，也扭转了人们对湖湘文化的习惯看法，极大地促进了湖湘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也极大地影响了近代学术文化乃至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俗语云，乱世书生贱。当天下滔滔使文化人手无缚鸡之力更形无能之时，世人难免会有“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成见。何况在理学官方化经学化后的晚清时期，学界基本丧失了当初顾炎武等人提倡的实学精神，或高谈性命于口头，或者皓首穷经于书斋，远离现实生活，学术文化的活力与生机被严重压制，无力应付当时天下变局。
当成长于湖湘文化实学浓厚氛围中的曾国藩秉承其学术平等、学风开放的优长，敢于破除门户畛域、沟通各家各派以集传统文化之大成而提出“礼学经世”时，义理与经济便联结到一起，内圣与外王再度统一起来，儒学便以新的面貌出现在时代的关键时刻。曾国藩高扬“卫道”大旗，尽显文化关怀之情，力弘实学精神，力持匡世之念，不失现实